天涯文学_古诗词

　　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这首诗写洞庭湖的月夜景色。诗的开篇展现湖上风云变化的雄奇场面，为下面写湖光月色作好铺垫。在具体描写时，诗人用了比喻的手法，如“镜面横开十余丈”、“巨鱼无知作腾踔，鳞甲一动千黄金”句；并融会神话传说与典故，如“冯夷宫”、“此时骊龙潜最深，目炫不得衔珠吟”句，把月亮从初升到当空的过程，描摹得形神兼备。从风收云散，写到日落月升，最后在渔歌渺渺中收尾，给人清幽淡远之感，仿佛将人带入一个美妙的神话境界。全诗笔调轻健活泼，如行云流水，呈献出一派空明澄澈的景象，使人神往。中秋明月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内容，此诗则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为同类题材之诗的佼佼者。

　　诗人无论是在表现新题材、开掘新境界，还是在语言表达艺术方面，都是颇见功力，整首诗没有出奇制胜的故作，如行云流水，不露雕凿的痕迹，足见诗人艺术功夫的深厚。结尾“人间此境知难必，快意翻从偶然得”，带动读者的心境完全沉浸在空明澄澈的审美观照之中，《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雄浑恢宏，豪放空灵，更具神奇浪漫之美。新鲜的感受、生新的境界、贴合对象本身的语言，诗人从语言形式内容方面都对诗歌作了生动的革新，见证了诗人《涿州过渡》中“自笑年来诗境熟，每从熟处欲求生”的对创新和个性的追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一首咏物词，吟咏对象是夏末秋初时开花的木芙蓉。晏殊通过精雕细琢，将木芙蓉抗拒秋霜、坚贞高洁而又不失娇媚的品格刻画出来，处处透出词人对木芙蓉的喜爱之情。

　　上片开篇便描绘了木芙蓉所处环境的恶劣。“重阳过后”点出时间，“西风渐紧”描写气候，冷风凛冽强劲，晚秋气候环境恶劣，表现木芙蓉的倔强抗争精神；“庭树叶纷纷”描写环境，通过对比手法，突出木芙蓉强劲的生命力。重阳节之后，秋风渐渐寒冷萧瑟，庭院中树木落叶纷飞，不耐秋寒，以树烘托秋风的凄厉寒萧，又反衬出木芙蓉的不畏严寒。“朱阑向晓”，此句为木芙蓉营造出一个典雅清绝的场景，侧面烘托出木芙蓉的优雅清妙之姿。“特地”二字有拟人效果。“朱阑”三句具体描写木芙蓉的娇艳。临近拂晓，天边朝霞，红色雕栏，木芙蓉的红花娇艳，好像特地走到一起来争芳斗新似的。

　　晏殊在上片描绘了清晓时荚蓉新绽的景象，顺时间而下，下片描写“霜前月下”的景色。月升霜降，“斜红淡蕊”的木芙蓉仍旧不改姿色，反而更有姿态。“斜红”二字，点出芙蓉花的逸姿与红艳娇媚，“霜前”不改其色、不改其姿，反而更见姿见色。“淡蕊”写芙蓉花蕊清淡，清香缕缕。“月下”芙蓉，更显清妙雅态。“明媚欲回春”总上两句，直接写娇艳的芙蓉仿佛要把春天唤回一样。“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水到渠成，由赞扬木芙蓉的美艳，而诉说对其之爱惜。这两句直接表达了词人对芙蓉花的珍惜与热爱，他不愿意把这犹如盛开于仙境中的花朵随意赠送，而要珍藏起来，只留赠给意中之人。词人不仅期望像木芙蓉花般美好的事物长开不败，而且亦期望意中人也能像自己一样，享受美好事物给予的欢愉快乐。

　　在木芙蓉这一主角出场之前，词人先以萧瑟秋风、落叶庭树作铺垫，衬托出芙蓉花艳丽高洁的风姿，有不见其花先闻其香的效果。咏物诗词一般都会寄寓作者个人的操守、理想，在此篇《少年游》中，晏殊不仅在赞颂木芙蓉，更寄托着自己的情感。这不畏严霜的木芙蓉，既象征着意中人的品质，也象征着二人坚贞高洁的爱情，因此，在收篇处，词人才会提出要特地把它留赠意中人，蕴涵着作者对意中人坚贞高洁之品德的肯定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