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词，题为“中秋月”，自然是写“人月圆”的喜悦；调寄《阳关曲》，则又涉及别情。记述的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这首小词前两句是说，夜幕降临，云气收尽，天地间充满了寒气，银河流泻无声，皎洁的月儿转到了天空，就像玉盘那样洁白晶莹。
月到中秋分外明，是中秋月的特点。首句便及此意。但并不直接从月光下笔，而从“暮云”说起，用笔富于波折。因为明月先被云遮，一旦“暮云收尽”，转觉清光更多。没有这层面纱先衬托一下，便显不出如此效果。句中并无“月光”、“如水”等字面，而“溢”字，“清寒”二字，都深得月光如水的神趣，全是积水空明的感觉。月明星稀，银河也显得非常淡远。“银汉无声”并不是简单的写实，它似乎说银河本来是应该有声音的，但由于遥远，也就无声了，天宇空阔的感觉由此传出。“玉盘”写出月儿冰清玉洁的美感，而转字不但赋予它神奇的动感，而且暗示它的圆。两句并没有写赏月的人，但全是赏心悦目之意，而人自在其中。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首词后两句是说，我这一生中每逢中秋之夜，月光多为风云所掩，很少碰到像今天这样的美景，真是难得啊！可明年的中秋，我又会到何处观赏月亮呢？。
明月圆，更值兄弟团聚，难怪词人要赞叹“此生此夜”之“好”了。从这层意思说，“此生此夜不长好”大有佳会难得，当尽情游乐，不负今宵之意。不过，恰如明月是暂满还亏一样，人生也是会难别易的。兄弟分离即，又不能不令词人慨叹“此生此夜”之短。从这层意思说，“此生此夜不长好”又直接引出末句的别情。说“明月明年何处看”，当然含有“未必明年此会同”的意思，是抒“离忧”。同时，“何处看”不仅就对方发问，也是对自己发问，实寓行踪萍寄之感。末二句意思衔接，对仗天成。“此生此夜”与“明月明年”作对，字面工整，假借巧妙。“明月”之“明”与“明年”之“明”义异而字同，借来与二“此”字对仗，实是妙手偶得。叠字唱答，再加上“不长好”、“何处看”一否定一疑问作唱答，便产生出悠悠不尽的情韵。
这首词从月色的美好写到“人月圆”的愉快，又从当年当夜推想次年中秋，归结到别情。形象集中，境界高远，语言清丽，意味深长。《阳关曲》原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为歌词，苏轼此词与王维诗平仄四声，大体切合，是词家依谱填词之作。
这首词咏的是南国风光中的原野暮色。朝与暮作为特定内容可以有昂扬向上和颓废没落的寓意，但作为自然景色却都很美，旭日和夕阳，朝霞和晚霞，绚丽而富于变化，都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在古典文学中写暮色的名句、名作是不少的，欧阳炯能寓奇于变，写景抒情，与前人不相因袭，具有艺术魅力，他写南国新异景物，是出于妍雅之笔。这一首像一幅旅人暮归图。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词一开头虽无一字写河，而河已突现在画面。从远岸、沙滩，人们不难意识到附近有一条鱼归路曲折并行的河流。岸之“远”，“沙”之平都是人的感觉，所以词虽未直接写人而旅人也自然突现在画面上了。然后词人着一“归”字，使他的活动内容更为具体，而且能引起人的丰富联想。至于“日斜”、“晚霞明”，既点明了归途的时间，又渲染了景物的色彩。应当说这两句十一个字已把旅人暮归的背景表现得颇有画意了。下面三句则是画面的中心，是近景，是特写，它使暮景带上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这景象只有南国才有。
孔雀的珍奇美丽，自古为人称道。屈原《九歌》描写少司命华丽的车盖，已提到以孔雀羽为饰。欧阳炯写的不是人工饲养的孔雀，而是野生孔雀。他写旅人忽见河边孔雀开屏，它那徘徊四顾的神气，俨然自怜其尾。孔雀长期未受人们侵扰，与人相狎，所以尽管起初被旅人的脚步声吓了一跳，但看看旅人又马上镇静下来，并没有拖着长尾飞去。
这首词，从押韵看，它先用平韵，后用仄韵，给人以音律变化之美。整首词重视创造意境，景中有人，所以有以少胜多之妙。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 “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 “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 “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