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横木为门城东头,可以幽会一逗留。洋洋流淌泌水边,解饥慰我相思愁。
难道想要吃鲜鱼,定要鳊鱼才如愿?难道想要娶妻子,必得齐姜才开颜?
难道想要吃鲜鱼,定要鲤鱼才可取?难道想要娶妻子,必得宋子才欢愉?
注释
衡门:衡,通“横”。
可以:一说何以。
栖迟:栖息,安身,此指幽会。
泌:泌:“泌”与“密”同,均为男女幽约之地,在山边曰密,在水边曰泌,故泌水为一般的河流,而非确指。
乐饥:隐语,《诗经》中常将性的欲望称为饥,乐饥指满足性的饥渴。
岂:难道。
河:黄河。
齐之姜:齐国的姜姓美女。姜姓在齐国为贵族。
宋之子:宋国的子姓女子。子姓在宋国为贵族。
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时,回忆起赤壁之战而写的一首怀古诗,表达了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悲凉之感。
“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舟由舻”,诗人以惊人的艺术腕力写出了曹军以泰山压卵之势顺长江东下、睥睨一切的气焰和威势。当时,曹操大军破荆州,下江陵,战船连接千里,旌旗蔽空,投鞭断流,其志在必欲一举击碎东吴,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成就帝王之业。然而,句中着一“本”字,则明白暗示了其骄兵必败,“雄图”终将化为泡影的历史结局。
“诸葛心中空有汉,曹满眼里已无吴”,分述诸葛亮和曹操两个历史人物。“心中空有汉”是说,汉朝国祚将亡,诸葛亮纵然逞其才智,终究也是枉费心机。对句写曹操的狂妄轻敌。
“兵销炬影东风猛”,写曹军的失败。接下来的对句“梦断箫声夜月孤”,则出现一个大跨度的跳跃、转折,作者移宫换羽,诗笔一挥越过八、九百年,联想到大苏泛赤壁的遗事,一种虚空怅惘的情绪随之升腾起来,诗境也由粗放转为凄清。句中“梦断”、“箫声”、“夜月”的意象,全由苏轼《前赤壁赋》一文化出。这一联的两句诗对比强烈,出句尚是千帆争渡,烟焰张天的战争场景,对句却绘出一幅清幽的长江月夜听箫图,如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洞箫声索回飘荡,黯然销魂。
最后诗人从幽思冥想中重又回到使他感兴趣的眼前风物上来:“过此不堪回首处,荒矶鸥鸟满烟芜。”不堪回首是伤感于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荒凉。那些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一世之雄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雄姿英发的周郎,“而今安在哉”,就连那月夜泛舟,临风吹箫、放言宏论的苏轼和客子,也早已杳如黄鹤。面对荒矶鸥鸟、哀草寒烟,多情善感的诗人抚今追昔,念往思来,感慨万端。更兼那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坎坷,命运的乖舛……一腔忧思愁绪向谁倾。末句以景结情,作者的百般感触尽在不言中,也给全诗笼上了一层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意绪。
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堆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堆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堆”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堆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