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是以小伙子为第一人称口吻写的，姑娘是子仲家的女儿。开篇就交代了男女欢聚的场所：陈国的郊野有一大片高平的土地，那里种着密密的白榆、柞树。这既是地点实写，也是交代春天胜景。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光，美好的地点，一群美丽的人儿，做着美妙的事情：子仲家的姣好少女，跳着飘逸优美的舞蹈。春天来了，少男少女的春天来了，他们以曼妙的舞姿吸引着对方多情的目光。

　　这里说的美妙的时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特别时间“榖旦”。对这一词汇的理解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顺利解读此诗，而且还有助于读者了解久已隐去的古风及其原始含义，从而认识某些节庆的起源以及少数民族中至今尚存的某些特殊节日及其节日风俗。同样，诗的地点“南方之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场所。

　　“榖旦于差，南方之原。”“榖旦”，《毛传》云：“榖，善也。”郑笺云：“旦，明。于，日。差，择也。朝日善明，日相择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榖旦，犹言良辰也。”朱熹《诗集传》云：“差择善旦以会于南方之原。”“南方之原”，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解曰：“谓南方高平之原。”

　　良辰吉日是祭祀狂欢日。上古的祭祀狂欢日有多种。比如农耕社会中作为时历标准并祈祷丰收的火把节、腊日节等远古年节；祭祀生殖神并乞求部族繁衍旺盛的上巳节等各种祭祀日。不同主题的祭祀狂欢日有不同的祭祀和狂欢内容，比如驱傩、寒食、男女短期的恢复自由性交等。据朱熹《诗集传》，陈国“好乐巫觋歌舞之事”，陈国的古风可以说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榖旦”。

　　前人曾经常指责所谓的“郑卫之风”，认为它们“淫”。其实所谓的“淫”无非是指这些“风”热情奔放，是男女欢歌狂舞的音乐。实际上，这又何止郑风、卫风。陈风从诗文内容上看就是非常“淫”的。《汉书·地理志》说：“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就此诗而言，其内容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可以推断，这一“榖旦”是用来祭祀生殖神以乞求繁衍旺盛的祭祀狂欢日。

　　诗人所写的“如荍”的女子就是第一章的“子仲之子”，也就是第二章“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的人，这人就是诗中主人公爱慕的对象。

　　这首诗写得很美。在城东门外的白榆树下，在宛丘的柞树林边。在某一美妙的好时光，小伙姑娘便去那里幽会谈情，姑娘舞姿翩翩，小伙情歌宛转。幸福的爱情之花含苞而放。在小伙眼睛里，姑娘美如荆葵花；在姑娘心目中，小伙是她的希望和理想，要送他一束花椒以表白感情。

　　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这首诗为游宴之作，系杜甫在临晋公主、郑潜曜附马之山林中的莲花洞中所受的款待而赞美之辞。

　　首联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颔联写公主家饮器之精美，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尾联用萧史弄玉典写饮宴乐事。全诗四联皆拗，奇景奇事，而以拗律出之，别开生面。

　　首联首句点出公主家园中洞内之景，“细烟雾”，幽深而又阴凉，为拗句。二句“留客夏簟青琅玕”，则为夏天宴客所陈列之竹簟，浑似青青的琅玕，极为凉爽宝贵。也为拗句，以拗救拗。

　　因首句为拗句，颔联承首联二句之留客。两句皆写饮器之精美，句法颇多变化。而其拗处，则在“琥珀薄”三仄声字，“玛瑙寒”的“瑙”字应平而仄，则为以拗救拗，成此拗联。颈联写洞中夏时景色，广阔高深。“过江麓”“霾云端”极写其清凉出尘，实为奇景。此联又为拗对，两句皆多平声字，下句三平落脚，尤为突出。

　　尾联用典，《列仙传》：“秦穆公以女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凰。凤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随凤去。”以郑谷借指郑潜曜，杨子《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句意为高楼下临郑谷，杂佩珊珊作响，风韵飘然，宛如仙界。饮宴其间，何等乐事。“压郑谷”“声珊珊”三仄三平相对落脚，尤显拗中声音之趣。

　　此拗体七律虽为杜甫早期之作，四联皆拗，出手不凡，为一良好的开端。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面。苍黄同仓皇，状匆忙、急迫。指南京突然受到革命暴风雨的袭击，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占领南京。原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等到北平去参加国共和谈，经过半个月的商讨，4月15日，由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当时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冲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显得非常突然，故称苍黄。又，苍黄，还有由青色变为黄色的意思。所以“起苍黄”，又有形势变化，改朝换代之意。因此这句话是模状格，描写人民解放军很快占领南京；是借代格，借钟山来代替南京；是比喻格，用风雨来比战争进攻；是双关格，苍黄既指紧迫，又指变化。这一句用了四种修辞手法，又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虎踞龙盘”讲南京形势优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康（在今南京市南）的地势，曾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太平御览》一五六引张勃《吴录》）石头城，在今南京市西石头山后。“今胜昔”，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形势更好了。原来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反动政府在这里发号施令，危害人民。现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大都市，自然胜过从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这里作“天翻地覆”，因为要与“虎踞龙盘”相对。“慨而慷”，感慨而激昂，指人民解放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是他们和全国人民的心情共同感慨而激昂的。本于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这句原来先说“龙盘”，后说“虎踞”，现在把位置倒一下，“天翻地覆”，原来说“翻天覆地”，也把字儿倒一下，这是倒装格，适应律诗格律的需要。“慨而慷”是引用格。

　　上面四句是历史纪实，着重叙述，写得有声有色，气势雄壮，凝聚着赞美歌颂的深情。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指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两句是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战略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全诗的灵魂。毛泽东一反《孙子》中所提“穷寇勿追”的旧说，进一步吹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角，一个“宜”字，显得洞察古今，果敢英武、坚决。用“剩勇”而不用”余勇”，不仅造语新鲜，更表明中国解放军尚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歼“穷寇”。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化表述。接着又从反面总结了历史上悲剧人物项羽的惨痛教训，给读者以明鉴：“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不”字，显得烛照幽深，清配理智、彻底。这一联从历史到现实，一反一正，饱含哲理，巧用典故，生动形象，告诫及时，教诲深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揭示不断革命、不断改革、不断前进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毛泽东借用它写在这首诗里赋予了新的意义：自然界四季变化，运行不息，使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永不休止，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而不断向前发展，不断的革命和改革，正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规律。这里清楚指明了前面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即国民党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仅这佯，而且也指明了前面所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论点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革命人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行天下之“正道”，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本诗风格豪放，笔意雄奇，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叙事与议论、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与诗人的多方智慧相结合的艺术结晶；二是典故运用生动贴切、深刻到位，使历史典故和现实斗争结合得恰到好处。全诗运用了七个典故，这首诗也是毛泽东诗词中运用典故最为绵密的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