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述徭役沉重、民不聊生之苦的诗歌。全诗三章首句均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其苦情可见一斑。因为鸨鸟是属于雁类的飞禽,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只能浮水,奔走于沼泽草地,不能抓握枝条在树上栖息。而今鸨鸟居然飞集在树上,犹如让农民抛弃务农的本业常年从事徭役而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
全诗三章语言大同小异,这是民间歌谣的共同点。至于三章分别举出栩、棘、桑三种树木,则纯粹是信手拈来,便于押韵,别无其他深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大鸨扑棱棱地振动着翅膀,成群栖息在丛生的柞树上。王侯家的徭役无止又无休,我不能回家耕种五谷杂粮。我可怜的父母靠什么养活?可望不可及的老天爷在上,我何时才能返回我的家乡?
大鸨扑棱棱地扇动着翅膀,成群落在丛生的酸枣树上。王侯家的徭役无休亦无止,我不能回家耕种五谷杂粮。可怜的父母有什么吃的啊?可望不可及的老天爷在上,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再奔忙?
大鸨扑棱棱地飞动着翅膀,成群栖息在丛生的桑树上。王侯家的徭役从来没有头,我不能回家耕种稻谷高粱。可怜的父母吃什么活着啊?可望不可及的老天爷在上,苦命的日子何时恢复正常?
注释
鸨:鸟名,似雁而大,群居水草地区,性不善栖木。
肃肃:鸟翅扇动的响声。
苞栩:丛密的柞树。苞,草木丛生;栩,栎树,一名柞树。
靡:无,没有。
盬:休止。
蓺:种植。
稷:高粱。
黍:黍子,黄米。
怙:依靠,凭恃。
曷:何。
所:住所。
棘:酸枣树,落叶灌木。
极:终了,尽头。
行:行列。一说鸨腿;一说翅根,引申为鸟翅。
尝:吃。
常:正常。
这是一首描述徭役沉重、民不聊生之苦的诗歌。全诗三章首句均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其苦情可见一斑。因为鸨鸟是属于雁类的飞禽,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只能浮水,奔走于沼泽草地,不能抓握枝条在树上栖息。而今鸨鸟居然飞集在树上,犹如让农民抛弃务农的本业常年从事徭役而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
全诗三章语言大同小异,这是民间歌谣的共同点。至于三章分别举出栩、棘、桑三种树木,则纯粹是信手拈来,便于押韵,别无其他深意。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背景,古今各家认识比较一致,都以为是晋国政治黑暗,没完没了的徭役使农民终年在外疲于奔命,根本无法安居乐业,赡养父母妻子,因而发出呼天怨地的声音,强烈抗议统治者的深重压迫。
这首诗主要描写了诗人奉诏随车驾由广南返回临安时的路上的感想,运用写景寄情的手法,借景抒情,且又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在国家经历风雨之后,要迎接光明到来时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卧薪尝胆以图中原的决心。全诗运思巧妙,蕴涵丰富,旨深意远,耐人寻味。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由赋情写起,表明江南地带,并非不好。然而自金兵人据中原之后,转眼五年,黄淮地区,大部分已非吾土。所以思念故国,仍不免使楚客生哀。
第三四两句:“摇楫天平渡,迎人树欲来。”写渡江时情景。摇桨渡江,远望水天连成一片,仿佛天水相平。由于船在前进,所以江岸远处的树,颇似迎人而来。这两句写景入神,且景中寓情。“天平渡”,示天水无际,前进的水路,呈现开阔苍茫的气象;“树迎人”,示行进之时,江树渐次和人接近。隐喻国家正招揽人才,所以自己也被迎而至。
第五六两句:“雨余吴岫立,日照海门开。”融情人景。吴山明朗,云雾尽散,“雨余山更青”,故用“立”字示意。天晴了,红日高照,海门开敞,金碧腾辉,故用“开”字示意。两句写雨后景象,象征国运亦如久雨初晴,光明在望。
结笔:“虽异中原险,方隅亦壮哉!”仍以赋情为主,赞美江南地带,尽管险固有异中原,但也擅有形胜,倘能卧薪尝胆,上下同心,凭借此处以为“生聚教训”的基地,则复兴的希望,必能给人以鼓舞。这两句回映起笔,“虽异”句和“生哀”句相应,“方隅”句和“江南”句相应。在章法上,首尾应接,抑扬相间,笔有余辉。
全诗借开朗景象,以示此行的欣喜,却能不露痕迹,使外景和内心一致,这是诗人用笔高妙的地方。
《答谢中书书》是作者寄给谢徵谈山水之美的一封信笺。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
抓住江南山林的特征,用简洁空灵的笔墨来写,这是《答谢中书书》突出的优点。“高峰入云”的磅礴气势在北方也能看到,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又相伴着“清流见底”直视无碍的澄澈之美,在北方就难以见到。
写山林景色的瑰丽,作者只用了两组对偶句共十六个字,即“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已显得活脱精到,引人遐想。南宋人邓椿在他的《画继》里曾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山林的“神”(本质特征),高明的作家艺术家总有独特的感受。陶弘景以形写神,在他笔下茅山中一年到头“青林翠竹”已使人欣悦不置,更有谁领略过,在清流两岸壁立千仞的高峰之上,常年色彩变幻莫测。这奇幻瑰丽的色彩,当然是大自然奥秘的生命之彩,它的奇情壮采和迷离多变的性格,作者用“五色交辉”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而如果用工笔刻镂,即使做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难免拖沓板滞,存形而略神。多种色彩奇妙的调谐而又变动不居,正是山林的逸趣神韵所在,然而这却是最难着笔之处。陶弘景用视觉形象和动感都很强的“五色交辉”四字来点染,自会引起读者对绚烂的山林形象的种种联想与记忆,在记忆里呈现的奇伟与色彩因人而异,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种能激起读者审美活动的活脱笔触,可称“字外之奇”(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陶弘景又是书法家,他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王书法的文字俱在(见萧衍《答陶弘景书》及陶弘景《与梁武帝启》),颇能显示他的艺术见解,这一点可存而不论。但陶弘景在书法艺术上讲究空间布白之美,和文学创作上用笔空灵是一致的。通过文字诱发读者的联想,虚实相生,形成字外的意境,让读者丰富的想象补充作者的艺术空白,正是此文成功之笔。
写了茅山中一年四时之美后,作者又用两组并列对偶句写一日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如果说写茅山一年四时之美是以静见动:静到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生命之律动是通过“交辉”的色彩奉献给作家的,那么,茅山中一日之美则是以动见静:天刚麻麻亮,“晓雾将歇”,花叶上露珠还未照上太阳时,山林就开始了欢唱,“猿鸟乱鸣”。这“乱”字有声繁悦耳,使人迷惑,动人心魄的意思。而到了“夕日欲颓”、金乌西栖之后,鱼儿避开了“鹰嶙鹗视”的威胁,此际竞跃腾欢,尽情享受空气中弥漫的芳馨。总之,从早到晚,山林中正是由于猿的柔声啼唤,鸟的恣意鸣哄和鱼的欢腾竞跃而显得格外静谧幽美。
从结构上看,《答谢中书书》从富有审美意味的两句开头,接着有两个不同时空层次的描写,以静见动,以动见静,写出了茅山美的性灵。至此出声赞叹:“实是欲界之仙都!”就是应有之笔。接着以反接收束全篇,深憾于自谢灵运以来竟无人妙赏此佳山水,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文章虽短而含蕴不尽。
以骈文的主要特征来看,《答谢中书书》或许不是很严饬的。四四四四的句式对属虽工,但基本上不用典藻饰。音律上平节和仄节的交替,也不完全合律。但它好就好在骈散兼行,散文的疏宕流畅之美和骈文的整炼之美结合得很好。谋篇见巧思,用语清丽含蓄,诗化了意境。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黑暗的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这是一首怀人词。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该词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该诗转折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让层次分明,更增词情之美。
词以直抒胸臆开句。
一个“闷”字,点明此时心情,统摄全篇。“无那(nuò)”,犹无可奈何也。“暗数尽”句,一夜之凄迷境况如犹在眼前。“念楚馆香车”句,回忆当年爱情生活,写出“闷”之根源。楚馆、吴溪,指江南昔日曾游之处。香车兰棹,赏心乐目,皆与李氏共之。然而好景不长。少年的风流韵事,转眼都成为愁云恨水。他们由于社会环境所迫,不得不分居两地。“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念奴娇》)可见孝祥当时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多少愁云恨水!”乃是词人十几年来郁结心中的愁闷和悔恨的倾吐。多少辛酸往事,只有两心暗知,如此点到即止,正说明其不堪回首,难以尽言。
“阵阵回风”两句,描写自己当前处境之凄凉。时近严冬,寒夜萧条,但闻朔风吹霰,呼啸回旋;旅雁宵惊,哀鸣沙际。两句看似写景,实则以景衬情。孝祥起知潭州,原非所愿。曾奏请“于江淮间易一小郡”。他自比为南来的北雁,从一“旅”字可略见其当日心情。如此风雪之夜,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想静拥孤衾,频挑寒灺(xiè,灯花、烛烬),数行珠泪”,一句话,也是“孤灯挑尽未成眠”吧.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
词的下片,开始转用思妇口吻。
“凝睇”二字,承上启下,与“傍人笑我,终朝如醉”互为照应,其意味与柳永的“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诉衷情近》)基本相同。“便锦织回鸾”句,用窦滔妻织锦为回文诗以寄其夫的故事,易“文”为“鸾”,取其与下句“鲤”字对仗更工;鸾凤一类字,尤常用于情人之间。从用典上也可证明此词确系怀念李氏之作。
“素传双鲤”,源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本是常用典,在这里却有言外之意。孝祥与李氏为避外人闲话,谅少有书信往来。著一个“便”字,已道出其中苦衷,此时即便能这么做,也无法尽“衷肠密意”了,因为,这毕竟是积累了十几年感情上的欠债!接着,词人又合写双方:一个是“绿鬓点霜”,一个是“玉肌消雪”,彼此都才三十几岁,年未老而人先衰。这正是感情长期受折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十分”,见憔悴程度之深,语带隐痛。
最后说“争忍见、旧时娟娟素月,照人千里”,乍看像是写月,与雪夜情景相背,倘理解作者此时激情驰骋,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则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处此风雪寒宵,自会令人闷损。若在月明之夜,又当如何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见月如见人,还是不能聊以自慰的。旧时明月相照,无论在楚馆,还是吴溪,月好人亦好。此时却不同了,月儿依旧,而人已两鬓斑白,玉肌消损,无复有乐。触景生情,倍添离恨。写月亦即写人,“娟娟素月”,是李氏少年风采的再现,而此时山川远隔,又怎忍见此时月色,千里相照呢?全词如此作结,自然是情思飘逸,有悠然不尽之妙。反复吟唱此词,深觉作者神驰千里,而笔触甚细。
诗人高展艺术想象的翅膀,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自由飞翔。去悬揣对方心理,设想不同环境下的人物心态,都能曲尽其妙。在章法上,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但每片中又曾涉及双方,或单写,或并列。把情与景、人与事,往日与当前、追忆与设想等等,组织融合起来。转折较大处便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层次分明,更增词情灵活之美。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即作者在怀念李氏其他几首词中,多有重圆、再见的希望。不仅早期的两首《木兰花慢》里有“鸾鉴分收”、“断魂双鹜南州”及“拟把菱花一半,试寻高价皇州”等句;比这首词早几个月写的《雨中花慢》还说:“犹自待、青鸾传信,乌鹊成桥”。只有此首不再提及,可能作者已经感觉到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晏殊《玉楼春》词句)。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