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日日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日日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日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日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寒蟋蟀进堂屋,一年匆匆临岁暮。今不及时去寻乐,日月如梭留不住。行乐不可太过度,本职事情莫耽误。正业不废又娱乐,贤良之士多警悟。
天寒蟋蟀进堂屋,一年匆匆临岁暮。今不及时去寻乐,日月如梭停不住。行乐不可太过度,分外之事也不误。正业不废又娱乐,贤良之士敏事务。
天寒蟋蟀进堂屋,行役车辆也息休。今不及时去寻乐,日月如梭不停留。行乐不可太过度,还有国事让人忧。正业不废又娱乐,贤良之士乐悠悠。
注释
聿:作语助。
莫:古“暮”字。
除:过去。
无:勿。
已:甚。
大康:过于享乐。
职:相当于口语“得”。
居:处,指所处职位。
瞿瞿:警惕瞻顾貌;一说敛也。
逝:去。
迈:义同“逝”,去,流逝。
外:本职之外的事。
蹶蹶:勤奋状。
役车:服役出差的车子。
慆:逝去。
休休:安闲自得,乐而有节貌。
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好好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好好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好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好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
这是一首岁末述怀诗。《毛诗序》说:“《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蒋立甫《诗经选注》受王质说启发,定此篇为“劝人勤勉的诗”。
这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诗,通过吟咏那“老尽力”的病马,来表现自己晚年那种落魄的心态。
首联是说自己和这匹马共渡患难相处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颔联是承接首联两句,在句法上一句变作三折,具体描写马现在的状态:老了且病了。但是,在艰苦路途上,依旧还在为诗人卖力;在当岁晚天寒的时候,况且又生病,不能不让人为它伤心。老尽力,用《韩诗外传》典故。
颈联两句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抒发对病马的浓浓深情。
尾联说:马之为物虽然低微,可是对人的情分却是十分深厚,使诗人禁不住为它感动、沉吟起来。“沉吟”二字,写出诗人感慨非常深,有一种人不如马的感叹。
杜甫既受到统治者的弃斥,同时又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怀和同情,这也是他为什么往往把犬马——特别是马看成知己朋友并感到它们所给予他的温暖的一个客观原因。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申涵光说:“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其所以如此,是和他自己便是一个“废弃之物”的身世密切相关的。
杜甫在这首诗里,感情是多么深沉!他抒写了对病马的怜爱,又运用“以彼物比此物”的手法,表达了对病马同病相怜的感慨,令人如见到一个“漂泊西南天地间”的老诗人的艰难蹭蹬的憔悴形象,出现于字里行间。清代仇兆鳌注释这首诗,说它反映了杜甫的“爱物之心”,其实并不止于爱物,而是借马以自况。诗中的“驯良”、“长吟”显然别有寄托,全诗以四十字抒写了辛劳、遭遇、怨怼、不平、感悟的几层意思,归结到自己叹老嗟卑,风尘仆仆,辗转征途,与老马的结局是没有两样的。
前两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先透过春日已归而人犹滞留不归,把王勃为客在外的心神写得神伤情悴。“春事一朝归”是借由春日返回大地的迅速,来比喻为客羁留在外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一年。至于“客心千里倦”一句,则是用来强调远在千里为客的神伤情悴,“倦”字原来是厌倦之意,对于远在千里为客感到厌倦,所以觉得神伤情悴。长久因为远在千里作客不得归而神伤的情怀,在眼见春日一朝而归的情景对比下,心灵自然显得益加憔悴恍惚。
后两句“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则是写出春日重回,春花重开又谢,但是作者羁留在外为客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重见落花飞”一句,充分把王勃心中为客,千里外度日如年的心思表达出来。此诗起笔壮阔而有劲,文字修辞平淡而情感深厚,意境的表达十分浑厚,已具有盛唐诗的雏形了。
这首《羁春》诗与作者另外一首诗作《山中》诗的韵脚完全相同,而且两诗抒写的都是客愁旅思,但写诗的季节不同,环境不同。因此,两诗的情虽同而景则异:《山中》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秋风起、黄叶飞的景色;《羁春》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春事了、落花飞的景色。两诗的写法也有不同之处,在这首《羁春》诗中,情与景却是交错出现、杂揉在一起。应当说,《羁春》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及《山中》诗的。相比之下,《山中》诗的笔墨较劲健,意象较浑成,句格也较成熟;《羁春》诗则略嫌柔弱显露,而且是一首失粘的律绝。但是,两诗合参,彰显作者的羁旅之情。
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这是一首描绘元代卢沟桥晓月很有特色的散曲。此曲描写卢沟晓月的优美景色。作者以动写静,使画面充满动感,意境十分开阔,气势也比较宏大,全方位地展示了卢沟桥畔的景物特点,结句似真似幻,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美景的赞美之情。全曲意境深远,气势磅礴。
当时,卢沟桥是出入京都的大门,每当夜幕还未完全退去,桥上便已经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远处山色依稀,树影玲珑。此曲的首句便展现了这一情景。
“桥俯危波,车通远塞,栏倚长空”,这三句运用排比句式:“俯危波”言其险,“通远塞”喻其阔,“倚长空”显其高,寥寥数语,勾勒出卢沟桥的高大、雄伟、壮观,层次分明,且极为准确、生动。“起宿霭千寻卧龙,掣流云万丈垂虹”,这两句运用比喻、对偶和夸张的写法写卢沟桥,形象地描绘了卢沟桥恢弘的气势和寥廓的境界,极为形象、传神。
结尾三句,照应开头的晓行,诗人运用比喻的写法,展开丰富的想象,把卢沟桥与晓月、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恬淡愉悦深遂高远的境界。诗中的“疏钟”、“行人”把画面点染得鲜活生动。最后一句“如步蟾宫”切合题中之“晓月”,如同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一般。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