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园子里的树上结满了鲜桃,那些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低唱着伤心曲浅吟着歌谣。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清高孤傲。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为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园子里的小枣树枝繁叶茂,那些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姑且到广袤田里转悠一遭。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是大傻冒。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注释
之:犹“是”。
肴:吃。“其实之肴”,即“肴其实”。
之:犹“其”。
歌、谣: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此处皆作动词用。
士:古代对知识分子或一般官吏的称呼。
彼人:那人。
是:对,正确。
子:你,即作者。
何其:为什么。其,作语助词。
盖:通“盍”,何不。
亦:作语助词。
棘:指酸枣。
聊:姑且。
行国:离开城邑,周游国中。“国”与“野”相对,指城邑。
罔极:无极,无常,妄想,没有准则。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解,然而对诗人“零”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零”,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以十以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零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零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零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零愤无句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零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聊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聊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以、四句接着说“心之零矣,我歌且谣”,他无句解脱心中零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零,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零,还是想另谋出路,无句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零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句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句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零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以言、五言和六言,句句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这是一位贤士忧时伤世的诗。《毛诗序》云:“《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诗人对现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被人理解,因而心情郁闷忧伤。于是长歌当哭,以此诗表达深深的哀婉伤痛之情。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这首诗以汉代之事咏金朝,写金朝统治者当年在燕京大营宫室,招致亡国之祸感慨事过境迁,即使有英雄豪杰,也无可奈何了。
首联破空而来,落笔不凡。汉宫曾经因为过度奢华而引来伯鸾的《五噫歌》,诗中赞叹了汉宫的雄伟壮观,但更多流露出的,是对豪奢宫殿旁民不聊生景象的哀叹。高亢激愤的歌声撼动了朝野上下,使得统治者闻之惊心。该诗一开始就引用了一个典故,以汉宫喻金朝,意在谴责金朝统治者过于奢华,不顾民生疾苦,大营宫室,招来亡国之祸事。而今时过境迁,即使当年的梁鸿再现,也已回天无力,徒唤奈何。
颔联紧承首联,抨击当年金朝统治者只求豪奢,不知道亡国的惨祸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诗人怀着凄怆的心情徘徊在金朝故都草一木、一砖一瓦俱在,但已物是人非,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涌上心头。看看宫殿高的瓦脊,上面仍然站立着象征吉祥富贵的金风,然而这宫殿的主人已沦为阶下之囚。前一句流露的是诗人的伤感无奈,后一句则蕴涵了锋芒:宫殿仍在,金凤依旧,而那些象征着皇权的铜制骆驼,不再威风凛凛地排列宫门两侧,却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沦落,横卧在寒烟衰草之中,默默地成了沧桑巨变的见证。该联对仗精工,对比鲜明:“但见”句写眼前之景,“岂知”句忆往昔之事;“觚棱”是富贵繁华之所,“荆棘”乃荒芜凄凉之物;“上”处高位,“卧”为沦落。抚今追昔,诗人百感交集,心潮难平。
颈联借用两个典故,一用“秋风客”借以指金朝的故帝,有伤悼讽刺之意;二用“春梦婆”,借以对金朝的没落命运表示悲伤。该联使用典故,借以哀叹金朝覆灭的命运,同时又寄托了遗山对于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诸多感慨: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最终结局,也没有永恒的荣耀和富贵,一切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感慨是深沉的,有着历史的厚重和哲理的意味。
尾联对故都燕京的变迁表示无限的哀伤。离开燕京之后,诗人一路上心情郁闷,走走停停,频频回首:暮色中故国的景物依旧,燕京还是那样飘荡着吉祥的五色云朵,丝毫不因为江山易主而有所改变。诗人将浓重的伤感潜藏在淡淡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透露着心中的落寞悲凉。
该诗在艺术上极为工炼纯熟,苍劲老道,警策凝重。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伤怀故国故都的深沉感情,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