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园子里的树上结满了鲜桃,那些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低唱着伤心曲浅吟着歌谣。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清高孤傲。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为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园子里的小枣树枝繁叶茂,那些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姑且到广袤田里转悠一遭。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是大傻冒。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注释
之:犹“是”。
肴:吃。“其实之肴”,即“肴其实”。
之:犹“其”。
歌、谣: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此处皆作动词用。
士:古代对知识分子或一般官吏的称呼。
彼人:那人。
是:对,正确。
子:你,即作者。
何其:为什么。其,作语助词。
盖:通“盍”,何不。
亦:作语助词。
棘:指酸枣。
聊:姑且。
行国:离开城邑,周游国中。“国”与“野”相对,指城邑。
罔极:无极,无常,妄想,没有准则。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解,然而对诗人“零”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零”,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以十以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零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零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零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零愤无句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零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聊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聊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以、四句接着说“心之零矣,我歌且谣”,他无句解脱心中零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零,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零,还是想另谋出路,无句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零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句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句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零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以言、五言和六言,句句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这是一位贤士忧时伤世的诗。《毛诗序》云:“《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诗人对现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被人理解,因而心情郁闷忧伤。于是长歌当哭,以此诗表达深深的哀婉伤痛之情。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钱钟书先生称曾巩的绝句“有王安石的风致”,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首诗写在海边的高楼上欣赏暴风雨的状况。前两句为后两句蓄势,照例描写暴风雨到来前的风云雷电,因为在海边,便加上了浪,更显得气派场面的闳大。第一句把云与浪混写,说海浪像云一样,滚滚而去,又逆涌而回,暗藏了下句的风。“浪如云”是说浪大,而暴风雨前的乌云低垂海面,与浪相接,因此写了浪“去却回”,也就等于写了云“去却回”。第二句着意在风,带出了雷,便把暴风雨前应有的景况都写全了。诗写这派景象,仅淡笔以“如云”二字轻点浪,没有作过多的铺排,但自然能让人感受到雨前风吼、浪涌、云压、电闪、雷鸣等雄伟场面。比曾巩稍后的苏轼,写过很多首暴雨诗,名句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都以奇特的语句具体描写暴风雨飘骤迅猛的场面,令人震撼。曾巩这首诗虽然没用什么气势雄壮的语言来造成直观的形象,同样表现了暴风雨的壮观,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朱楼四面钩疏箔”,此句在全诗结构上位置颇为重要,起一种衬垫作用。有了这一句,全诗避免了一气直下,显得跌宕有致。西楼是处在海山之间,诗写景是由海(楼前)——楼侧——楼——山(楼后)的顺序。此句写“朱楼”既是点题,更是从楼前海景通向楼后山景的桥梁,也是由写景转向抒情的过渡。考察诗意,此楼当雄踞于某座近海的青山之上,视野开阔,可回顾千山。“四面钩疏箔”,指楼上人也即诗人把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用钩卷起。按常理推测,风雨将至之际,应当闭窗才是。但诗人此刻偏要敞开四面窗户,这个动作颇出人意料,似乎觉得逆情悖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只有垂帘,一般不会挂帘。但这恰恰是真情的流露,诗人想“卧看千山急雨来”,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因而能够使人思而生奇趣。这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张先的“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李白的“铲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等一样,“愈无理而愈妙”(《词筌》)。
“卧看千山急雨来”,诗人于尾句道出了内心的豪情,也解除了疑问。前两句写风吹、云涌、浪卷、雷鸣,这是一支壮美的序曲,诗人最欲欣赏的乃是作为“主角”登场的“千山急雨来”的出色表演。他要看“急雨”打破雨前沉闷局面而呈现的新鲜境界,以开阔心胸。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反映了诗人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境界。诗中一个“卧”字亦耐人寻味,它把诗人那种雍容气度生动表现出来,动中寓静,以静衬动,跌宕有致之妙于此可见。
曾巩是有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以诗名,宋惠洪《冷斋夜话》曾记有彭渊材说“恨曾子固不能作诗”的话,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他“短于韵语”。但平心而论,这首小诗置于宋诗佳作之中,是毫不比其他人的上乘之作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