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情诗。有人把它理解为妻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的诗,则诗以主人公看见有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比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只见有一只身材单薄的狐狸,狐独地散漫地出没在淇河水落石出的地方。这应该是一幅冷清的秋天的景象,淇水河边,水落石出,狐狸身单影只地行走在石梁上。见此情景,女主人公心里对丈夫的担忧油然而生,他想到那久役于外的丈夫还没有御寒的下裳。
全诗一唱三叹,每章只更换两个字,反复强化,深入地表达担忧之情。狐狸走在水浅的地方,湿了腿脚,由此想到自己男人还没有束紧衣裤的带子呢。狐狸走在河的岸边,完全没有弄湿身上,她就想到丈夫还没有成身的衣服呢。随着视线所及,看到狐狸从水落石出的地方,一步步走到岸上来,她就想到丈夫该穿什么衣物,真可谓知冷知热。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诗是贤妇人惦念远方丈夫冷暖的佳作。
有人把此诗解为寡妇表白有心求偶之情,也可通。狐为妖媚之兽,诗人称此妇为“狐”,看来此妇也颇有风姿,诗人以诗揭露其心事,比之为狐、以物喻人,别饶风致。全诗三章,皆用比意。
首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梁为石不沾水之处,在梁则可以穿好下裳,所以这多情的寡妇,以有狐求偶,对其所怜惜的鳏夫,表白自我的爱心说:“我心里所忧愁的,是那人还无以为裳,若是他娶了我他就可以不愁没有衣裳了。”次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厉”为深水可涉之处。《邶风·匏有苦叶》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涉过深水。需要有衣带束衣。此妇担心的,是心上所爱慕的那人还没有衣带。她想:“若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替他结成衣带他就不愁涉过深水时没有衣带了。”三章言此狐“在彼淇侧”,既然已在淇侧,可见已经渡过淇水,可以穿好衣服了。可是她担心那个人,还无以为服,她心想:“若是我和他结为婚姻,那么,那人就不愁没有衣服了。”
这三章诗充分而细致地表露了这位年青寡妇的真挚爱心,即事抒怀,不作内心的掩蔽,大胆吐露真情,自是难得的佳作。在旧时代,遭逢丧乱,怨女旷夫,在各自失去配偶之后,想重建家庭,享受室家之爱,这是人生起码的要求,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首诗,表白了寡妇有心求偶之情,在《国风》中是一首独特的爱情诗。至于此妇所爱慕的对方,是否已经觉察到她的爱心,以及如何作相应的表态,那是另外的事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石桥上。我的之里真忧愁,你的身上没衣裳。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浅滩上。我的之里真忧愁,你没腰带不像样。
狐狸在那慢慢走,就在淇水河岸旁。我的之里真忧愁,你没衣服我之伤。
注释
狐:狐狸。一说狐喻男性。
绥绥:慢走貌。朱熹《诗集传》训为独行求匹貌。
淇:卫国水名。淇水在今河南浚县东北。
梁:河梁。河中垒石而成,可以过人,可用于拦鱼。
之子:这个人,那个人。
裳:下身的衣服。上曰衣,下曰裳。
厉:水深及腰,可以涉过之处。一说通“濑”,指水边沙滩。
带:束衣的带子。实指衣服。
侧:水边。
服:衣服。
这是一首情诗。有人把它理解为妻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的诗,则诗以主人公看见有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比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只见有一只身材单薄的狐狸,狐独地散漫地出没在淇河水落石出的地方。这应该是一幅冷清的秋天的景象,淇水河边,水落石出,狐狸身单影只地行走在石梁上。见此情景,女主人公心里对丈夫的担忧油然而生,他想到那久役于外的丈夫还没有御寒的下裳。
全诗一唱三叹,每章只更换两个字,反复强化,深入地表达担忧之情。狐狸走在水浅的地方,湿了腿脚,由此想到自己男人还没有束紧衣裤的带子呢。狐狸走在河的岸边,完全没有弄湿身上,她就想到丈夫还没有成身的衣服呢。随着视线所及,看到狐狸从水落石出的地方,一步步走到岸上来,她就想到丈夫该穿什么衣物,真可谓知冷知热。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诗是贤妇人惦念远方丈夫冷暖的佳作。
有人把此诗解为寡妇表白有心求偶之情,也可通。狐为妖媚之兽,诗人称此妇为“狐”,看来此妇也颇有风姿,诗人以诗揭露其心事,比之为狐、以物喻人,别饶风致。全诗三章,皆用比意。
首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梁为石不沾水之处,在梁则可以穿好下裳,所以这多情的寡妇,以有狐求偶,对其所怜惜的鳏夫,表白自我的爱心说:“我心里所忧愁的,是那人还无以为裳,若是他娶了我他就可以不愁没有衣裳了。”次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厉”为深水可涉之处。《邶风·匏有苦叶》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涉过深水。需要有衣带束衣。此妇担心的,是心上所爱慕的那人还没有衣带。她想:“若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替他结成衣带他就不愁涉过深水时没有衣带了。”三章言此狐“在彼淇侧”,既然已在淇侧,可见已经渡过淇水,可以穿好衣服了。可是她担心那个人,还无以为服,她心想:“若是我和他结为婚姻,那么,那人就不愁没有衣服了。”
这三章诗充分而细致地表露了这位年青寡妇的真挚爱心,即事抒怀,不作内心的掩蔽,大胆吐露真情,自是难得的佳作。在旧时代,遭逢丧乱,怨女旷夫,在各自失去配偶之后,想重建家庭,享受室家之爱,这是人生起码的要求,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首诗,表白了寡妇有心求偶之情,在《国风》中是一首独特的爱情诗。至于此妇所爱慕的对方,是否已经觉察到她的爱心,以及如何作相应的表态,那是另外的事了。
有关此诗的背景学界尚存分歧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卫风·有狐》是一首言情之诗。诗人托为此妇之言,以有狐在踽踽独行,思得匹偶,表白此妇对其所爱慕之人的爱心。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位女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而写的一首诗。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宴享诗。但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前人没有深考。
《伐木》和《伐檀》不同,它不是描述伐木劳动,而是由伐木兴起,说到友情可贵。无论亲朋故旧还是新的相识,都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且常来常往。
诗共三章,除首章外,都集中笔墨写宴饮。显然是把宴饮当做建立和联系友情的重要手段。
在抒情方式之选择上,《伐木》的作者采用了一种先迂回后正面的表达方式。诗一开头,就以“丁丁”的伐木声和“嘤嘤”的鸟鸣声,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一切自在自为。只有这伐木之声和悦耳的鸟鸣在空旷的幽谷里回荡。一个孤独的伐木者,一个出谷迁乔去寻找知音的鸟儿,这两个意象在这仙境一般的氛围中被不断地进行视觉和听觉上的重叠和加强:声音使人联想到形象,形象又赋于声音特殊的内涵。从而最终幻化出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借以寄托内心苦闷的超然之境。这一境界是诗人内心的人生理想在潜意识中迂回曲折的表露。同时也是厉王暴政下朝臣们心有余悸、不敢谈论政治而另寻寄托的普遍心态。现实毕竟是现实,随着这一比兴手法的完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冷酷的存在世界:“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实,叙亲情,笃友谊,一切从头开始。然后又申之以“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从人情天理处说起,避开政治而为政治,这就是诗人既体察人心,又深谙做诗劝戒之道的地方。
第二章全然是写人的活动,也就是“求友生声”之具体表现。开头用语与首章部分重叠,显得整饬又有变化,读来流转而且自然。这里仍然由物兴起,但只用“伐木许许”一句,其余如对鸟鸣的描述一概略去。论者往往因为“伐木”句与后面的“酾酒”句联系紧密,就误认为它也是“赋”(直陈其事)。其实“伐木”云云,乃相应之词,不止形式上叠合延绵,内容也相仿佛,只是为避免刻板滞重,才作此省略。省略也是变化的方式,有变化才有发展,内容为之深化,形式也愈加富丽多姿。于是出现备办筵席的热闹场面:酒是甘美的,菜肴中有肥嫩羊羔,还有许多其他可口的食物,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主人的诚心诚意,因为宴请客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更是为了寻求友情。被邀请的客人都是长者,有同姓的(诸父),也有异姓的(诸舅)。诗人希望他们全都光临。“宁适不来?微我顾弗!”“宁适不来?微我有咎!”这是他的担心。由于希望甚殷,就生怕它落空。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它表明主人的态度十分诚恳,对友情的追求坚定不移。
诗人还批评了不顾情谊、互相猜忌的不良现象:“既有肥羜”,“於粲洒埽,陈馈八簋”,邀请“诸父”、“诸舅”而“不来”,又于我“弗顾”。这样的局面是不利于重振祖业的政治理想的。
第三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第二章的延续和发展,依然写设宴请客,不过用笔极简,旨在“示异”,以免拖沓。“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次邀请是同辈,但酒菜之丰盛,礼节之周到不减于前。联系前面的有关描述,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论长幼和亲疏(即诗中所谓“诸父”“诸舅”和“兄弟”)都应互相有爱。这种类似博爱的思想充斥整个诗篇,可以说是总的命意所在。但建议和发展友情的手段却比较单调,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未见合适,因为在酒席台上交的朋友多不可靠。也许饮食还是古人主要的交际方式,他们又多以诚待人,布设酒肉圈套,故而被诗人选作表达友情题旨的材料。另外还有反面教训,就是“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往往由饮食细故引起,要创建和平局面,就得处理好饮食问题。
后半部分是尾声,似乎由众人合唱,表达了欢乐的情绪与和睦亲善的愿望。三方面的人(主人、来宾和受邀而未至者)团结一致,气氛和谐,令人鼓舞。
作者还为失去的友情和亲情而振臂高呼,他用饱经沧桑的笔调描绘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普通人之间以诚相待绝不“乾餱以愆”。亲友之间相互理解(“有酒湑我,无酒酤我”)、信任,和睦快乐地相处。人和者政必通,最后,作者又是以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境界结束全诗:在咚咚的鼓声伴奏下,人们载歌载舞、畅叙衷情,一派升平景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中兴周室之政治理想的艺术展示。
此诗是燕乐歌词,因而它的博爱的题旨可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有三个方面:一是靠头的比兴部分不仅构成比较鲜明的画面,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它既是独立的,又与主题部分联系紧密,这样,主体部分的命意就更加明朗,便于读者和听众感受;二是把被邀的客人分别用“诸父”“诸舅”和“兄弟”指代,覆盖面大,而又意象分明,对表达诗歌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作者选用词语的匠心;三是结尾表现的场面色彩浓丽,节奏明快,全然是就筵席写筵席,没有穿插“点题”笔墨,却成功地渲染出团结友善的醉人气氛。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化作可以闻见景象,因而颇具艺术魅力。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所作的一封家信。诗人在信中用平易浅显的语言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还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期望儿子们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体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生必有死,接着从孔子弟子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中,引出“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道理,然后就此分层叙说。
首先用年过知天命的岁数来回首已往,虽有自责,却也有清除非己的无奈和闲居躬耕的欢然自喜,孺仲妻的话使他深信对生活方式作出的选择,而不受拘束的生活也使他充分感受到羲皇上人般的闲适。这种对平生志趣的追述,实际上充满了“穷达不可妄求”的生活哲理。
其次是以病重难久的心情来交代后事,尽管没有足够的财产留给后代,诗人还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像鲍叔、管仲那样对待家产,像归生、伍举那样念及情谊,像韩元长那样兄弟同居,像汜稚春那样七世同财,这又是在“寿夭永无外请”思想支配下的殷殷嘱托。
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提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