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墙上长满了蒺藜,无论如何扫不掉。你们宫中私房话,实在没法说出口。如果真要说出来,那话就难听死啦。
墙上长满了蒺藜,无论如何除不掉。你们宫中私房话,实在没法详细说。如果真要说详细,那话说来可长啦。
墙上长满了蒺藜,没有办法打捆走。你们宫中私房话,实在不能对人说。如果真的传开来,简直就是羞辱啊。
注释
茨:植物名,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可刺。
埽:同“扫”。
中冓:内室,宫中龌龊之事。
所:若。
道:说。
襄:同“攘”,除去,扫除。
详:借作“扬”,传扬。
束:捆走。这里是打扫干净的意思。
读:宣扬。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毛诗序》谓“《墙有茨》,卫人刺其上,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说;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诗题序谓之:“刺卫宫淫乱无检也。”众说相类,都认为这是一首讥刺卫国内宫庶公子顽私通国母宣姜,生五子,而名分不正,国人唾骂其荒淫无耻的诗歌。
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词前“塞上得家报云秋海棠开矣赋此”寥寥十三个字,如云出岫,把纳兰心中的孤寂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离人在异乡收到了家书,也许一低头便柔肠寸断了。
上片化虚为实,从想象中落笔,写家中“粉墙东”那“娇墉”、“寂寞”的秋海棠经“三夜雨”后,娇艳地开放。秋海棠香艳而多情,想来纳兰每每看见时必会想起心上人。“已分裙衩绿,犹裹泪绡红”,花朵娇红,枝叶青绿,像极了红衫绿裙的美人伫立在粉墙下。许多男人形容女子容貌时都爱说“花似人艳,人比花娇”,似乎很矫情。可真正地爱上,某位女子真正地烙于体的心上时,就会懂得那一低头的风情,似花枝轻摇,又似花露滚落。而纳兰的妻子优雅清丽,一如随风扭动腰肢的秋海棠般娇而不艳。
下片转入追怀往昔,描绘了往日的美好时光和此时“肠欲断”的凄苦之情。一句“曾记鬓边斜落下,半床凉月惺忪”,表现出爱妻在纳兰心中就如梦幻中的仙子。词中写道:明明夜已深,她却不知为何突然醒了,半抬的睡眼惺忪着,白日里摘下的秋海棠仍在鬓边垂着,清冷的月光倾泻半床,好像才从仙境而来的仙子,娇媚慵懒。“旧欢如在梦魂中”,眼前的这一切是真还是假,是实还是虚,恐怕纳兰自己也无法分辨,爱妻的模样早已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旧爱已逝,新欢如何,或许这位续娶的夫人深深地爱着纳兰,看到明媚的花儿开了,赶紧摘一朵垂于鬓下,欢喜地为夫君写去家书,小女儿的情态跃然纸上。海棠还是那枝海裳,可她怎知自己那鬓垂海棠花的模样像极了夫君昔年的旧人。塞外西风呼啸,连着天际的枯黄令离人更加愁苦。词的最后写道:身在塞外,心里却时刻惦念着家中。逝去的时光只能在梦中再相见,而如今早已肝肠寸断,秋风又何必再来滋扰。
通篇以花喻人,以人喻花,拿捏得当,既是极力描写烘托寂寥苦涩之意,也不显得矫揉造作,十分自然。
《天仙子·好在软绡红泪积》况味颇有拟古之风,遣词造句古朴雅致却不见笨拙,只识真意境,收篇一句更为点睛之作,含婉深细。词句叙说相思离情别绪,依三个层次进行描述:
首二句说菱丝碧。谓漏痕斜罥,指上面草字行行,犹如菱蔓斜挂。又谓软绡红泪,指上面凝聚泪痕,仍依稀可见。这是对于来书的描述。好在说明感情不变,温爱依旧。因为有实物见证,软绡下留下红泪。这时第一层意思。
中间三句说玉关秋。谓于秋尽之时,在玉关接到来书。用古钗脚写成的书信。
古钗与上面的漏痕,指草书,亦指泪痕。如果说漏痕斜罥的菱丝碧为专指,那么,古钗封寄当是泛指。表示出征关塞,接获兰闺锦字。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以下两个三言短句,就一个“秋”字,加以引申,将天下这征人、思妇所造成的两地相望,重会无期的局面,展示出来。这是第二层意思。
最后的“不信鸳鸯头不白”,以“不信,不;信,一定”的模式,表示虽遥隔千里,但始终坚信,将相守终老。其所信守,与“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列女操》)一样决绝。这是全篇的总结。
三个层次的铺排,其中心意思,即所谓作书寄远者也。征人思妇,相思念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昭代词选》辑录纳兰此词,副题为“古意”,表明是一种仿古之作。乃复制品,并非原创。当不一定来真的,未必有真感情在,比如王国维所说,“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不一定用心,用生命书写,或者歌咏。也许只是一种游戏文字。并且因为用典,以故事说故事,亦很难相信就是自身的体验。但其将个别推向一般,却更加带有普遍意义。未可等闲视之。
词开头两句用典可谓十分恰当,以浑朴古拙之笔写妻子寄来的轻纱,浅叙白描,却不失情真意切,深致动人。首句用一锦城官妓灼灼之典,《丽情集》中说:“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后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此处软绡,饱含款款相思之情。“古钗封寄玉关秋”亦用古钗之典,深切委婉地表达了归乡之思,表达了他对爱妻的深情思念。而结句犹显含婉深细,“不信鸳鸯头不白”,是反用李商隐的《代赠》中“鸳鸯可羡头俱白”,也有欧阳修《荷花赋》中句子:“已见双鱼能比目,应笑鸳鸯会白头”,亦是“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之意。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