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柏木小船在漂荡,漂泊荡漾河中央。垂发齐眉少年郎,是我心中好对象。至死不会变心肠。我的天啊我的娘!不相信人家的心哪!
柏木小船在漂荡,漂泊荡漾河岸旁。垂发齐眉少年郎,是我倾慕的对象。至死不会变主张。我的天啊我的娘!不相信人家的心哪!
注释
泛:浮行。这里形容船在河中不停漂浮的样子。
中河:河中。
髧:头发下垂状。
两髦:男子未行冠礼前,头发齐眉,分向两边状。
维:乃,是。
仪:配偶。
之死:到死。之,到。
矢靡它:没有其他。矢,通“誓”,发誓。靡它,无他心。
谅:相信。
只:语助词。
特:配偶。
慝:通“忒”,变更,差错,变动。也指邪恶,恶念,引申为变心。
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旧说多将这首诗与《邶风·柏舟》混为一谈,认为是共姜自誓之作。或以为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节,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作此诗(《毛诗序》);或认为是共伯被弑,共姜不嫁自誓,作此诗(《三家诗》)。
上阕从痴情人忆的感受写起、“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起首四句写回忆里的室外情景:荏花径泄露春光,枕头都留有余香的美好日子里,他与伊人在黄昏时见面,絮语温馨情意绵绵。这里运用“黄花”、“瘦”等意象暗喻了她也为相思而受尽煎熬。此中情景都是想象之语,而以实笔出之。
下阕阳句写别后词人相思成痴、痴情人幻的迷离之景。前两句写她在闺房里,寂寞地掩着屏风,青绿色的衣袖低低垂下.似是欲说还休。后两句,词人心魂则由彼处,倏然飞回此处。写这时候他依稀听到了她那脉脉传情的箫声,只是不知人在何处。“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情转温软醉人。“肠断月明红豆蔻”,接下来一句则再由幻境回到现实。写如今夜色沉凉,月光照在院中的红豆蔻上,那红豆蔻无忧无虑开得正盛,让人触景伤情: “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于是又联想到曾与她同处在月下的情景,而如今月色依然,人却分离。月亮永恒,恋情却苦短,在这月的孤独落寞中,昔日繁华凋零,词人反问这句清丽而沧桑的“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比起“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更显情深、意浓,凄凄惨惨戚戚历历可见。
全词虽迷离恍惚,但层次分明。上阙起始于这痴情人幻的感受。先写室外情景;下阙则是转回到室内的描写,以反诘的收束,将其如痴如幻的情怀表达的更为透彻。该词描写月夜怀念所爱之人的痴情,柔情婉转,语辞轻倩,似丽人姿容初展,风神微露。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