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以凯风吹彼棘心开篇，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把自己弟兄们小时候比作酸枣树的嫩芽，“丛生的”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是母亲大人辛勤哺育的功劳。七个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材）了，母亲的大恩大德，堪称圣善，儿子却是不孝儿，这就是自责自称，总嫌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与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无以为报。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又以寒泉比母，以黄鸟比子，作进一步的自我批评。寒泉也成为母爱的代称。寒泉在地下流淌，滋养浚人。母亲生养弟兄七人，至今还如此劳苦，让作儿子的如何心安？黄鸟鸣叫得清丽婉转，尚且如此悦耳动听，为什么七个儿子却不能抚慰母亲那颗饱受孤苦的心呢？

　　诗的前二章的前二句都以凯风吹棘心、棘薪，比喻母养七子。凯风是夏天长养万物的风，用来比喻母亲。棘心，酸枣树初发芽时心赤，喻儿子初生。棘薪，酸枣树长到可以当柴烧，比喻儿子已成长。后两句一方面极言母亲抚养儿子的辛劳，另一方面极言兄弟不成材，反躬以自责。诗以平直的语言传达出孝子婉曲的心意。

　　诗的后二章寒泉、黄鸟作比兴，寒泉在浚邑，水冬夏常冷，宜于夏时，人饮而甘之；而黄鸟清和宛转，鸣于夏木，人听而赏之。诗人以此反衬自己兄弟不能安慰母亲的心。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篇文章一共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引述白居易文章中的相关语句，表明自己的心态。第二段以江州山水之美与邢州环境作比较，体现了自己的感情波澜起伏。第三段具体写自己住处的恶劣环境和以书史自娱的心境。全文合理运用对比的方式，摹仿白居易的笔触，通过将自己与白居易作对比来表达了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以及不满的情绪。

　　第一段的开头有如神来之笔，引出唐代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作者正是读了他的《江州司马厅记》。这一段的文字是不动感情的，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潜在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第一段引述白居易文章中的相关语句，说明自己主管的马政是无所事事、独奉文移的闲职。并用“司马之职尽去”之语，点明了自己的处境与千年前的江州司马何其相似。

　　第二段是以江州山水之美与邢州环境作比较，说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犹有赵之风”，不类江州之佳山水，所以也不能和江州司马那样“养志忘名”，只能心仪其“襟怀夷旷，能自适”。第二段感情波澜起伏。白居易谪居江州，犹有匡庐江湖之佳境可供养志忘名，可自己却是什么也没有，与之相比处境更差。但是，白居易虽然是个迁谪者却没有无聊不平之意，胸怀夷旷，能怡然自得，是归有光所赞同的。因此，“虽微江州，其有不自得哉”一语，既是说自居易，也是在说作者自己。

　　第三段具体写自己住处的恶劣环境和以书史自娱的心境，实是以干载之下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同志自居而自表心迹而已。结尾处点睛之笔说得很明白：儒家的“乐天知命”的思想，是白居易和归有光所共有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特别看重农业。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中均记载了唐太宗非常关心农业的事迹。

　　此诗前六句均写景物，用词生动且令人感觉诗中所描述的景象栩栩如生。尾联为抒发个人的情感。此诗还有一个艺术特点是每一句都流露出对这场及时雨的喜悦之情，但却通篇不用一个“喜”字。

　　这两诗除了尾联外，其余的联句都采用对仗的方式来写，不仅对仗工整，且音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描写景物方面，把大自然的神韵通过诗句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古代名家写诗的技巧和方法，有时很难用几句话把它都讲明了，但往往我们在仔细赏读过后，常能意会出其中的神韵，并且有如饮甘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