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击鼓的声音震响(耳旁),兵将奋勇操练。(人们)留在国内筑漕城,只有我向南方行去。
跟随孙子仲,平定陈与宋(两国)。不允许我回家,(使我)忧心忡忡。
(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 我的马儿丢失在哪里? 到哪里(才能)将它寻觅? 到那(山间的)林泉之地。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
叹息与你久离别,再难与你来会面。叹息相隔太遥远,难以实现我誓言。
注释
镗:鼓声。其镗,即“镗镗”。
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
兵:武器,刀枪之类。
土国城漕:土:挖土。城:修城。国:指都城。漕:卫国的城市。
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
平:平定两国纠纷。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
陈、宋:诸侯国名。
我我以归:是我以我归的倒装,有家我让回。
有忡:忡忡,忧虑我安的样子。
爰:哪里。
丧:丧失,此处言跑失。
于以:在哪里。
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
成说:约定、成议、盟约。
于嗟:叹词。
活:借为“佸”,相会。
洵:久远。
信:守信,守约。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认为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这首词直接对当时的人事安排发表意见,直接言及国事,并抒发个人情思和历史感慨。
词的上片主要写冯京守成都时的事功。起首“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谓动荡不安之岷、峨一带,已出现太平局面,如江汉澄清一般。“见说”、“旋闻”,表明问题解决得很快,又宛然是远道听到家乡新闻的口气,透出一种亲切感。岷峨为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是东坡故乡的名山。“但觉秋来归梦好”,承上“江汉澄清”而来,又映带“岷峨凄怆”之时。久客思乡,故有“归梦”;乱止忧除,故觉“梦好”。东坡之“归梦好”,是因为蜀中有能人镇守,即所谓“西南自有长城”。南朝宋檀道济被文帝收捕,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唐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唐太宗甚至夸他是“贤长城远矣”。词至此,以“长城”为喻,转入写冯京。“东府三人最少”,提到他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宰执中年纪最轻,意味着最有锐气。冯京于熙宁三年六月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踏进政府最高层以此开端,东坡也不忘他参政任上推荐自己的一段因缘,所以提出这一点。“西山八国初平”,借用韦皋事以指冯京之安抚茂州诸蕃部,写其事功亦以称美其人。韦、冯都是镇守西川,事实又相类,此句用典十分贴切,比之直写冯京茂州事,显得典雅有风致。
词的下片转而叙述西蜀的风土人情。结合冯京的知府兼安抚使身份,拟写他那里的公余游赏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起到调剂词情的作用。“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是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这确是一个游赏的好去处。以“遨头”称州郡长官,意为嬉游队伍的首领。东坡有“遨头要及浣花前”的诗句。《老学庵笔记》卷六谓“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其《汉宫春》词以“重阳药市”与“元夕灯山”为对,其盛况也可以想见。庄绰《鸡肋编》卷上记成都重九药市较详:“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武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勺,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这两处游乐,都是群众性的盛集,且都有州郡长官参与。词以“莫负”、“何妨”的敦劝口吻出之,期盼冯京与民同乐,委婉入情。接着“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提起有名的“文君当垆”故事。词中只写到文君,当兼有相如内。这是一则文人才女的风流故事,历代被人津津乐道。如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流,当垆仍是卓文君。”而他的另一首《寄蜀客》诗则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东坡的“试问当垆人在否”,立意与之相同,也是说这样的风流人物不在了,只有佳话留传。这意味着人文鼎盛的成都,应该还有特别突出的人材出现,这就期望着地方长官的教导和识拔了。结尾“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便体现了这样的意思。这两句重点“新曲”二字,借王褒作诗教歌称美王襄事,转到歌颂冯京的意思上面。这是指文治,与上片的颂其武功相呼应。“应须分外含情”,表示了东坡拳拳的情意,这内中应该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一份。
此词为《东坡乐府》中唯一的一首言事词,全词既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思,又穿插历史感慨,意境颇高,读来有大气磅礴之感。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词述事、用典较多,写得较为平实,又多排偶句,但由于作者以诗为词,以诸多虚词斡旋其间,又多用于句首,两两呼应,读来颇觉流利,使全词气机不滞。
李白墓在采石江边只是一个传说,相传李白曾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因跃入江中捉月而逝,渔人得其衣冠下葬。现在马鞍山市江心洲的宫锦村和采石的李白衣冠冢都是托此传说而得名。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采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其中尤以白居易的这首诗最为草名。
诗的开头两句通过对李白墓周边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了一片萧索悲凉的气氛。
颔联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达出了诗人强烈的悲愤之情。“可怜”两句说可怜那躺在荒野黄泉下的寒骨,当他活在人世的时候,曾经写出过惊天动地的诗文。这里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的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尽管死后凄凉冷漠,但李白是不朽的,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永远留在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
最后两句提出诗人多薄命,而李白才愈高则命愈薄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李白起伏坎坷的一生深切的同情和不平,也从侧面再次赞颂了李白的伟大。结尾言不尽而意亦不尽,耐人寻味。
全诗用李白杰出的成就,与李白坎坷的命运、死后墓地荒凉和后世文坛的暗淡组成了多重对比,从而赋予了作品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