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头死去的獐子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荡，小伙追着来调笑。
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白茅捆扎献给谁？有位少女颜如玉。
慢慢来啊少慌张！不要动我围裙响！别惹狗儿叫汪汪！
注释
麕：同“麇（jūn）”，也可用“野有死麇”，獐子。比鹿小，无角。
白茅：草名。属禾本科。在阴历三四月间开白花。
怀春：思春，男女情欲萌动。
吉士：男子的美称。
朴樕：小木，灌木。
纯束：捆扎，包裹。
舒：舒缓。
脱脱：动作文雅舒缓。
感：通假字，通：撼 ，动摇。
帨：佩巾，围腰，围裙。
尨：多毛的狗。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
主题鉴赏之一：情诗说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前两句是起兴，即用白茅把死麕包起来，表示珍惜，兴起下文“有女如玉”，表示要好好爱惜。根据《易》：“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国语》：“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以及《列子》：“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和《荀子》：“妇人莫不顾得以为夫，处女莫不顾得以为士”，可知古时女子未嫁称女，男子未娶称士，吉为美、善之意，“吉士”为英勇的男子，与下文的“有女如玉”相对。怀春，比喻女子已到了适婚的年龄，渴望结婚。这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英勇的男子从野外用白茅把杀死的麕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子，向她求婚。描述的是乡村普通男女纯朴的爱情。“野有死麕”说明男子的职业可能是猎人。把猎物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性。王先谦说：“诗人览物起兴，言虽野外之死麕，欲取而归，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郑重之意”，便是对此判断很好的佐证。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这两句诗是理解全诗的关键。《说文》把“朴樕”理解为一种有心的小木条，可燃烧。“有女如玉”形容女子正处二八年华、洁白无暇。“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意为用白茅把朴樕这种小木和死鹿包起来，送给洁白无瑕的女子，代表家庭生活的开始，即吉士向女子求婚。一些学者认为“有女如玉”是女子的品德高尚的意义，如郑笺：“朴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为礼，广可用之物。如玉者，取其坚而洁白。”即是将“玉”字作“坚而洁白”解。王先谦说：“言林有朴樕，仅供樵薪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贵重之物，然我取以归，亦须以白茅总聚而束之，防其坠失。今有女如无瑕之玉，顾不思自爱乎？”，就是说，即使是鹿肉这样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也要用白茅包起来，何况是一个想无暇的美玉一样的女子，只是不自爱吗？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说文》：“舒，缓也。感，动人心。帨，佩巾也。”“脱”通“娧”，《说文》：“娧，好也”，联系上文，可知吉士希望能和女子早行夫妇之礼，符合恋爱中男子的心理特征。女子则比较理性，考虑比较周全，希望男子不要着急，从容迟缓些，不要动掀动她的佩巾，不要惊动她家里的狗，把一幅青年男女恋爱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西周社会纯朴的人情动态。学者对这句诗的理解并没有很大的偏差，都是理解为女子希望男子注意形象，潇洒舒缓，择日到女子家提亲，而不是草率而成。
清代学者姚际恒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吉士是一位猎人，他用自己的猎物向女子求婚，是乡村适婚男女的自然行为：“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这个看法得到近代学者的响应，《诗经直解》提到了：“《野有死麕》，无疑为男女恋爱之时，其词若出女歌手。其男为吉士，为猎者，盖属于当时社会上所谓士之一阶层。”《诗经注析》也说：“这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诗。男的是一位猎人，他在郊外丛林里遇见了一位温柔如玉的少女，就把猎来的小鹿、砍来的木柴用洁白的茅草捆起来作为礼物。终于获得了爱情。”从全诗来看，这各说法比较合理，符合社会实际。《野有死麕》创作于西周初期，封建制度尚未确立，男女之间并无“礼”之大防，民风淳朴，男女率性而为，理解此诗，必须结合此背景。
综上所述，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情诗，青年男女约会，男子着急想成夫妇之礼，女子委婉拒绝之词，并不是“恶无礼”之诗，更不是贤士“拒招隐”之词，体现了西周社会青年男女朴素自然的爱情。
主题鉴赏之二：厌恶无礼说
汉代《毛诗序》首先提出：“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汉代的统治者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为统治者教化人民而服务，因此《毛诗序》对《诗经》的阐释是一种政治教化与功利目的的视域。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道：“韩说曰：‘平王东迁，诸侯侮法男女失官昏之礼，《野麕》之刺兴焉’”。隐晦的指出这首诗是讽刺东周诸侯国的淫乱失礼。而东汉郑玄《毛诗传笺》对“无礼”作了更明确的解说：“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意思是这首诗描述的是召南之地一位女子对一位男子无礼粗鲁行为的抵抗，从而体现出召南之地受到了文王的教化。故汉代统治者单纯的以政教作用的视域来解读文本，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而在宋朝的疑古之风下，欧阳修《诗本义》随之产生。他说：“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强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之辞。’”他反对以礼解诗，大胆怀疑，指出该诗描写了男女间淫邪的行为，有违大道。后来朱熹以及他的弟子王柏和一些之后的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主题鉴赏之三：“拒招隐”说
清代的方玉润论诗颇具批判精神，他首先对历史上诸说，如“恶无礼”说、“淫诗”说等逐一辨驳，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怀春，故吉士得而诱之。今也“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则“纯束”也，而谁其包之？“有女如玉”，质本无暇也，而谁能玷之？尔吉士纵欲诱我，我其能禁尔以无诱我哉？亦惟望尔入山招隐时，姑徐徐以云来，勿劳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鹤共相惊讶也云尔。吾亦将去此而他适矣。此诗意极深而词又甚婉，故使读者猝难领会。未敢自信能窥诗旨，要之，循章会意，其大要亦不甚相远也。方氏将此诗阐释为一位高人逸士拒绝出山为官，并婉言谢绝当世求贤的人。方玉润“受到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影响，在自序中说：‘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止’。书名为《诗经原始》，就是不满于流行的附会曲解，从诗的本义探究诗的原始意义。”因此方玉润的读解显示出了独特的视域，为研读诗经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视角。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野有死麕产中的“朴樕”是联绵词，也可徐成“朴遬”。毛传释“朴樕”为“小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产解释为“小樕树”。“朴樕”有两个引申义：短小，丛生；前者见《汉书·息夫躬传产颜师古貌，后者见《尔雅·释木产邢昺疏。“朴樕”一字除可异徐为“朴遬”外，其声变化，而意义基本保持不变的，还有“扶苏”、“扶胥”等分化词。张永言说：“推广来说，灌木丛生貌叫‘朴樕’，枝叶花朵丛生貌叫“扶疏”，鸟羽、兽毛丛生貌叫‘朴樕’‘扑朔’；由灌木、枝叶、羽毛丛生貌又可引申其纷披、披垂、蓬松、不整齐、不整饬等意义，所以衣服不整齐叫‘朴樕’人委琐不整饬叫‘仆遬’。”据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产统计，像“朴樕”这样的联绵词《诗经产中大概有140个。联绵词指的是双音节的单纯词，即由两个音缀的拼合表示一个完整意义的词。郑玄《诗谱序产引《虞书产：“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联绵词的产生，是长歌永言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修饰音节的需要而产生了“朴樕”这样的词。根据李新魁的构拟，“朴樕”的上古读音应为boksok。按照李先生在《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尾韵产一文中提其的理论，这词本读入声，是由一个音节衍化而形成为两个音节的；其第二个音节的声母s，本是第一个音节韵尾的遗存。也就是说，“朴樕”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实际上是借自第一个音节的；从一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其实质是音节的延长。是音节延长的需要而补充了后面一个弱读音节，造成了像“朴樕”这样的联绵词。为了声音的和谐而刻意创造的语词丰富了诗歌的语言，也使诗歌的语言更为自然生动。
《野有死麕》的语言生动而隽永，这主要归功于口语、方言的使用和刻意营造音乐效果的语词的创造运用。卒章三句由祈使句组成，纯属口语。直接采用口头语言能够最完整最准确地再现女子偷情时既欢愉急切又紧张羞涩的心理状态。而祈使句本身也提示了这样一个动作场面的微妙紧张。《诗经》的语言是诗人创作的艺术语言，它来自于生活口语，又精心经过提炼。《诗经》用的是周代的共同语雅言，也就是西周王畿所在地的镐京话。但诗人在《野有死麕》中，也用到了方言。陆德明《毛诗音义》引《草木疏》：“麕，麞也。青州人谓之麕。”青州，据《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东方为青州。”《召南》，旧说一般以为“召”是指召公及其封地，其采邑在陕西岐山西南。《召南》中有《甘棠》，诗中有一“召伯”，冯沅君《诗史》以召伯为宣王末年征淮夷有功的召穆公虎。《野有死麕》据《旧唐书·礼仪志》说也不是周初之诗，而是周平王东迁后的诗。《召南》不是周初诗作，“召”作为地名也不在陕西岐山。总之，《野有死麕》用了东方方言。方言的使用使整首诗更贴近日常生活，更自然朴实。四字成句，四句成段，是《诗经》的标准句法、章法。整饬的句式其原始实质和有组织地分布用韵字的押韵一样，是为了产生和谐悦耳、间断有序的声音效果。因为汉语的固有特性，间断有序的声音的产生就自然会要求句式的整饬。
其实，仔细研究《诗经》，不难发现这种在复沓中突兀的单行章段是《诗经》尤甚是《国风》的常见现象。它们往往出现在作品文本的首尾。比如，《周南》的《葛覃》、《卷耳》、《汉广》、《汝坟》，《召南》的《采蘩》、《草虫》、《行露》、《何彼襛矣》，《邶风》的《燕燕》、《日月》、《终风》、《简兮》、《北门》、《静女》、《新台》，《鄘风》的《君子偕老》、《蝃蝀》，《郑风》的《女曰鸡鸣》、《子衿》，《齐风》的《东方未明》、《甫田》，《唐风》的《扬之水》、《葛生》，《陈风》的《东门之枌》、《衡门》，《王风》的《大东》，《秦风》的《车邻》，《曹风》的《下泉》以及《小雅》中的《皇皇者华》、《南有嘉鱼》、《湛露》、《菁菁者莪》等。这种诗甚至往往被视作脱简或串简，执此观点的如宋代的王质、王柏，现当代的孙作云、翟相君等。也有人对此种结构击节赞赏的，比如清代的刘沅、方玉润之评《采蘩》。对如此大相径庭的看法，要是读者能够从诗的起源的角度进行考察，就可使问题冰释。最早的诗是口头上传唱的歌。歌唱者可以独歌，也可以对歌、和歌。蒋立甫评《采蘩》就说：“后一章是合唱。”（《诗经选注》）再比如《关雎》，后二章复沓，第一章四句单行。《论语·秦伯》：“《关雎》之乱，洋洋盈耳哉！”《史记·孔子世家》：“故曰：‘关雎之乱以为凤始。’”所谓“合乐谓之乱”，众声合唱部分便是“乱”。当原始的自由对歌或集体的祭祀歌唱被刻意摹仿，诗歌的创作者就具备了随意转换叙事角度的能力，诗歌从此而自由飞扬，简洁而形象生动地共时展开情节描述、抒写心理感受成为可能。作为早期的创作诗，《诗经》中这样一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不免显得有些程式化，远没有应用自如。但也正因此，读者才感觉《诗经》中的诗是那么的质朴率真。
此诗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
首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
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的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人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
尾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申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本传中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从保存魏国的目的出发，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如驾车虚左亲自迎接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着重记写了他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一己之利，挺身而出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从而，歌颂了信陵君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思想品质。这也是本传的主旨所在。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传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社会的几个人物（也可以看作是附传），特别是门役侯嬴，他身处市井心怀魏国，才智远非那般王侯公卿所能比。如果说，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门役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这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历史观。信陵君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本篇突出描写了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的形象，表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品德，并记叙了他在侯赢、如姬、朱亥等人帮助下窃符救赵的壮举。信陵君能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从大局考虑，不计个人生死，这种精神与当时“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一样，是值得称颂的。
需要注意的是，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夺晋鄙兵事，不见于《战国策》，亦不见于先秦的其他载籍，可能是大梁长老之逸闻，是司马迁首次将它写入史册。
文章题目标明“记游”，本可记述游历经过和松风亭的由来及四周的景物。但苏轼非为叙事，而是明理。从“意谓如何得到”，悟出世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道理。这种即时放下，随遇而安，“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旷达态度，正是苏轼从自己丰富的人生磨砺中，触动外物，偶然得之的。一件本来令人沮丧的遭遇，换个角度想，豁然开朗，“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种思考方式，在后来贬谪过程中不断从苏轼笔下表现出来，这既是苏轼对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以乐处哀，又是苏轼在具体现实中始终不堕其精神品格、自我提升到一种旷远开阔境地的呈示。
文章读来有味，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由“思欲就亭止息”到悟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后的自得心情。这自得既表现在他对作出决定后“是心”“忽得解脱”的描述，又表现在他对“若人悟此”当有之事的想像。其实，他的自得，实是对随遇而安人生态度的肯定。小品仅记作者生活中的一点感受，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和事理的严密，思之所至，笔亦随之。又出语平淡、通俗却意味深永，能真实再现作者为人坦诚、天真、达观、有趣的一面。
文中写苏轼思绪变化过程，跌宕起伏，顿挫有致。深刻的道理能用家常话说出，真率亲切。其间几处宋时口语的运用，更能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