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从“祝贺新婚”方面的鉴赏

　　《诗经》中的“兴”语往往兼有“比”义，《樛木》就是如此。“兴”者起也，“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从这一解说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二句，乃是首章所咏之本体；“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二句，则是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体。后二章每章只改动二字，大体意思与首章相近，运用的是“国风”常用的“叠章”形式。以反覆咏唱逐层推进，在回环往复中造成浓浓的感情。故从“兴”之引起的“所咏之词”看，这乃是一首为“君子”祝“福”的歌，当无可疑。

　　而这三章中的“兴”语，同时又带有“比”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的“彼物”即“樛木”和“葛藟”，“此物”则是“君子”和“福”——以樛木的得到葛藟缠绕，比君子的常得福禄相随，也实在非常形象。故从各章之“比”义看，这也是一首形象动人的祝福歌。

　　所以透过诗经比兴的手法，从中可以还原在三千多年前一场婚礼宴席上：秋日的黄昏宾客毕集，辘辘的车音自远而近。性急的孩童早从村口奔来，嚷叫着：“接新娘的车子到啦！”欢福的鼓吹由此压过喜悦的喧声齐鸣。当幸福的“君子”搀扶新娘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便是青年男女们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歌唱：“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

　　于是，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荒之、萦之）”来比拟、形容新郎新娘的喜悦和美满以及当时的情景，是十分贴切的，也体现了《诗经》表达感情克制而平和的优雅。数次的叠唱将在众宾客心间的祝福之情宣泄得兴奋和浓烈，而《樛木》，正以如此兴奋和浓烈的激情，表现了我们民族淳朴、古老的婚礼祝福习俗。

　　福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处的“福”究竟在赞颂什么，诗中的比兴之物给了我们判断的方向。“国风”比兴，常以花草、藤蔓、雌鸟、牝兽喻女子，而以高木、日月、雄狐之类喻男子。其中尤以树木喻男、花草喻女更为常见。如《邶风·简兮》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又如《郑风·山有扶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都是如比。至于《唐风·葛生》叙妻子对亡夫的哀恋，更有“葛生蒙楚（荆树），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之语，以葛藤与荆木的相互依存，抒写了女主人公失去夫君的凄伤之情。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掌握，则《樛木》进一层的比兴之义亦可迎刃而解：倘若此诗中的“樛木”，喻的是青年男子的话，那么缠绕樛木的翠绿“葛藟”，即比喻着他的美丽新娘。故《毛诗序》旧说：以为此乃歌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之作，为对诗歌原意的误读；而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推测此诗“似于夫妇为近”、“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才真正猜着了这首祝福诗的旨意。

其他方面的鉴赏

　　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君子成人之美"。诗描绘了三幅画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你是南山一棵弯弯木，由我葛藤来牵附。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安享大福禄。（葛藤是樛木的保护伞）

　　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本诗还是以“樛木” 及“葛藟”起兴，然后再讲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行。我们看，下垂的树枝（樛木）让葛藟爬上来快福的生长和蔓延。以之教化人，君子也以帮助别人而快福。而君子能够这样帮助别人，是因为他没有嫉妒心。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福只君子，福履将之。”南山有棵弯弯木，全靠葛藤来掩护。快福着的君子呀，福禄离不开葛藤来扶助。（实现福禄靠葛藤）

　　樛木是指下垂的树枝，并不特定指是什么树上的一根下垂的树枝。也许这棵树，它本身的树叶或花朵并没有多少，可是却有好几根葛藟爬到树上，茂盛的生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把整根树枝都覆盖了。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福只君子，福履成之。”南山有棵弯弯木，葛藤萦绕作庇护。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实现大福禄。

　　《樛木》这首祝颂君子安享福禄的叙事诗，蕴藏着人际关系的哲理，而这个人际关系的哲理，是借用“葛藟”的特性来完成的，这就是诗中的比兴。从《樛木》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被保护的作用。尽管你是一棵弯弯木，不能成其大材，但只要有像葛藤一样组成支持你，牵附你的人际网，也能获得福禄。因为葛藤有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葛藟萦之”是人生通达的途径，不遵循这条途径，就会陷入举步维艰，孤立无援。这里体现了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结语：《樛木》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