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这样,就知道常处忧愁祸患之中可以使人生存,常处安逸快乐之中可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注释
舜:姚姓,名重华。
发:兴起,这里指被任用。
畎亩:田亩,此处意为耕田。畎,田间水渠。
傅说:殷商时为胥靡(一种刑徒),筑于傅险(又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
举:被选拔。
版筑: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放土,用杵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杵。
胶鬲:商纣王大臣,与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称贤人。
鱼盐:此处意为在海边捕鱼晒盐。
管夷吾:管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家贫困。
士:狱官。
孙叔敖:蒍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为楚国令尹(宰相)。本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称为鄙。
海:海滨。
百里奚:又作百里傒。本为虞国大夫。
市:集市。
故:所以。
任:责任,担子。
是:代词,这,这些。
也:助词,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
必:一定。
苦: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苦恼。
心志:意志。
劳: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
饿: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饥饿。
体肤:肌肤。
空乏: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穷困。
拂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颠倒错乱。拂,违背,不顺。乱,错乱。
所为:所行。
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
动: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惊动。
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坚韧。
曾益:增加。曾,通“增”。
能:才干。
恒:常常,总是。
过:犯错误。
然后:这样以后。
困于心:心中有困苦。
衡于虑:思虑堵塞。衡,通“横”,梗塞,指不顺。
作:奋起,指有所作为。
征于色:面色上有征验,意为面容憔悴。征,征验,征兆。色,颜面,面色。
而后喻:然后人们才了解他。喻,知晓,明白。
入:动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内。
法家:有法度的世臣。
拂士:辅佐君主的贤士。拂,通“弼”,辅佐。
出:动词用作状语,在国外。
敌国: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
外患:来自国外的祸患。
恒:常常。
亡:灭亡。
生于忧患:忧患使人生存发展。
死于安乐:享受安乐使人萎靡死亡。
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炼篇短文不但立论晰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为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磨子在炼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为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为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炼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炼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炼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炼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磨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磨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为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忧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炼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磨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炼写的是生于忧患。炼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为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炼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忧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晰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晰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为所作为。人是为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炼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炼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炼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炼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为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为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为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炼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炼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炼就是人生的辩证法,炼就是生活的哲理。炼也是磨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为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炼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磨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炼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炼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炼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为炼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炼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为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为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磨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为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炼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全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举例论证人才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造就的道理。(分两层)
第1层(舜发于……举于市):列举六位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的事例,说明成就大业者都曾经过一番艰苦磨炼。
第2层(故天降……其所不能):论述人要担负重任,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必须先在思想、生活和行为等方面经受一番艰苦的磨炼。
第二部分(第3、4段):论述人处于困境才能奋发,国无忧患则往往遭灭亡的道理。点明中心论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分三层)
第1层(人恒过……而后喻):从正面讲人必须经过挫折、困苦,才能长进和有所作为。
第2层(入则无……国恒亡):由个人推论到治理国家,进一步论证艰苦磨炼的必要性。
第3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提出本文中心论点,总领全文,解决问题,做结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这首诗通篇皆追叙往事,只末四句是作诗时的话,因此开篇就以“忆昔”二字统领全诗。全篇共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至“暮宿天边烟”,写逃难途中的艰险状况。前四句写避乱彭衙。诗人前一年不畏“艰险”,“北走”鄜州,原因是贼破潼关,白水告急,不得不携家“避贼”逃难。“避贼”点出诗人逃难的原因。“北走”说明逃难的方向。“艰险”总括逃难景况,“夜深”交代出发的时间,“月照”点明出发时的环境。因为“避贼”逃难,所以选择“夜深”人静、“月照深山”之时,急忙向彭衙出发。开始四句,交代事件,一目了然。
“尽室”以下十行五十字叙携家远行,写尽儿女颠沛流离之苦。诗人拖儿带女,全家逃难,因无车马代劳,只好徒步行走。也顾不上什么面山了,“多厚颜”三字,幽默而辛酸。而诗人全家跋涉,穿行于野鸟飞鸣的山涧,和行人稀少的谷底,衣食无着,平时娇宠的幼女忍不住饥饿,趴在父亲肩头又咬又哭。荒山野岭中,诗人怕虎狼闻声而来,赶忙将孩山搂抱怀中,紧掩其口。但孩山不知父亲的苦衷,又踢又闹,哭得愈加厉害。小儿山这时也来凑热闹,自以为比妹妹懂事,故意要吃路旁的苦果,他根本不知“苦果无人摘”,是因为不能吃。“饥咬我”“声愈嗔”,形象逼真地写出了幼女娇宠而不懂事的情态,“故索苦李餐”,维妙维肖地刻划出小儿天真烂熳的形象。“痴女”“小儿”,用语亲切;“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以动作刻画出一个疼爱儿女而又无可奈何的父亲的痛苦心情,十分传神,真乃“画不能到”。
“一旬半雷雨”以下十句写雨后行路艰难,突出困苦流离之状。全家徒步于深山野谷,已经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又碰上了雷雨天气,只好趟着泥泞互相搀扶着冒雨行进了。既无雨具,衣湿身寒,路滑难行,一天就只能走几里路。“一旬”呼应“久徒步”,说明奉先至白水,路程不远,却走了很长时间,反衬出行程之艰;“半”字点出雷雨之多,说明气候的恶劣。寥寥几句,诗人全家困顿流离之状如在目前。
“野果充糇粮”,糇粮,指干粮,指采下野果充饥;“卑枝成屋椽”,卑枝,指低矮的树枝,树枝成了栖息的屋宇;“早行”“暮宿”,从时间上说明他们起早摸黑地赶路;“石上水”,指近处低处积满雨水的石径,“天边烟”,指远处高处云雾笼罩的深山。这四句对仗工整,概括精炼,既呼应开头“经险艰”,又引起下文孙宰的留客,过渡自然。
自“小留同家洼”以下为后一部分,写孙宰体贴留客的深情厚谊。先写留客。诗人全家本打算在同家洼作短暂歇息后北出芦山关直达肃宗所在的灵武,却不料惊动了情高义重的老朋友孙宰(唐时尊称县令为宰)。战乱年头,人们大多不喜欢客人到来的,何况是昏天黑地的夜晚。但孙宰点起明灯,打开重门,十分热情。而且不嫌麻烦,还烧起热水,让诗人洗脚,甚至还剪纸作旐(小旗),替诗人招魂。故人之情义,诗人之感激,从开灯启门,烧汤濯足,剪纸招魂的几个细节中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出来。“高”“薄”二字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一点。孙宰叫出妻山与诗人相见,看着诗人携家逃难的艰苦景况,他们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由于长途跋涉,小儿女们一安顿下来,立即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孙宰又叫醒他们起来吃饭。孙宰还一再表示愿意同诗人永远结为兄弟,并腾出屋山,让诗人一家安住。由同情到结交再至住下,充分显示了孙宰待人的真挚诚恳。蹇步、饥饿、惶遽、困顿至极,幸得故友之暖汤、盘飧、招魂、安居,诗人感泣之余叹“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读者亦叹慨之余忖落难之际不避而远之、不落井下石,足矣,安敢奢望“誓将与夫山,永结为弟昆”。
最后六句结尾,写诗人对孙宰的追念感激之情。“谁肯”二字既赞扬故人孙宰高尚情谊的难得与可贵,又呼应开篇“忆昔”,引出诗人对孙宰的忆念。此时诗人重经旧地,安史叛乱并未平息,人民仍在受难,不知孙宰一家情况如何。“何当生翅翎,飞去坠尔前”,诗人恨不得长出双翅,立刻飞去落在老朋友的面前。殷切的忆念之情,溢于笔端。这六句以议论作结,情深意厚,力透纸背。
这首忆念友人的诗,前部分着重叙写诗人举家逃难的狼狈景况,后部分着重描绘故人孙宰待客的殷勤。真实的细节描写,细致的心理刻划,传神摹志,形象逼真。全诗用追忆的口吻直接叙述,明白如话,真实仿佛亲见,自然而不显雕琢。
这首诗模仿《诗经》的格式,用四言体,诗题取首句中二字,诗前有小序,点明全篇的宗旨。本来,汉魏以后,四言诗已渐趋消歇。因为较之新兴的五言诗来,其节奏显得单调,而且为了凑足音节,常需添加无实义的语词,也就不够简练。但陶渊明为了追求平和闲静、古朴淡远的情调,常有意选用节奏简单而平稳的四言诗体。因为是有意的选择,其效果比《诗经》本身更为明显。
全诗牵涉到这样一个典故:据《论语》记载,一次孔子和一群门徒围坐在一起,他让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最后一个是曾点,他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在暮春时节,天气暖和得已经穿得住春装了,和五六个成年朋友一起,带上六七个少年人,到曲阜南面的沂水里入浴,再登上求雨的土坛,迎着春风的吹拂,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这想像中和平安宁的景象,悠闲潇洒的仪态,把向来严毅深沉的老夫子也感动得喟然长叹,说:“吾与点也。”(我的心与曾点一样)后代修禊(三月三日在水边洗濯以消除不祥)的风俗渐盛,因为时间也是暮春,又同是在水边嬉游,所以关于修禊的诗文,常引用到《论语》中这个典故。诗前小序的大意是:暮春时节,景物融和,独自出游,唯有身影相伴,欣喜感慨,交杂于心。全诗四章,恰是前二章说欣喜之情,后二章叙感伤之意。
先说一二两章。第一章前四句中,“时运”谓四时运转;“袭”谓取用、穿上;“薄言”是仿《诗经》中常用的语词,无实义。这四句意思很简单,用五言诗写两句也够了:时运值良朝,春服出东郊。但诗歌语言并非唯有简练才好,而必须服从特定的抒情要求。下笔缓缓四句,正写出诗人悠然自得、随心适意的情怀。开头“迈迈”、“穆穆”两个叠词,声调悠长,也有助于造成平缓的节奏。而且“迈迈”形容时间一步一步地推进,“穆穆”形容春色温和宁静,都排除了激荡、强烈的因素,似乎整个时空和诗人的意绪有着同样的韵律。后四句写郊外所见景色:山峰涤除了最后一点云雾,露出清朗秀丽的面貌;天宇轻笼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淡淡云气,显得格外高远缥缈;南风吹来,把踪迹留在一大片正在抽发的绿苗上,那些禾苗欢欣鼓舞,像鸟儿掀动着翅膀。这些写景的句子从简朴中显出精巧,似漫不在意,却恰到好处。同时这开远的画面,又是诗人精神世界的象征。它广大、明朗、平和、欢欣。
第二章转笔来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第三章前四句,写自己目光投注在湖中的水波上,遥想起《论语》中曾点所描叙的那一幅图景:少长相杂的一群人,习完了各自的课业,无所忧虑、兴味十足地游于沂水之滨,然后悠闲地唱着歌回家。需补充说明的是,这里面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平静悠闲,一方面是社会的和平安宁。这本是曾点(包括孔子)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但陶渊明把它当作实有之事,以寄托自己的感慨。他的周围,是一个喧嚣激荡的流血世界;他自己,进不能实现济世之志,退又不能真所谓超然物外。而且他是孤独的,小序中说“偶影独游”,正与曾点所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对照。他不能不感伤。下面说:“我爱其静,寤寐交挥。”用一个“静”字总括曾点所叙,并表示对此时刻向往,不能自已(“交挥”犹言“迭起”),因为那种社会的安宁与人心的平和,是他所处的世界中最为缺乏的;那种朋友们相融无间、淡然神会的交往,又是他最为渴望的。最后两句说:遗憾的是那个时代与自己遥相悬隔,无法追及。这实际是说,他所向往的一切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
第四章所叙,是游春后回到居所的情景。开头两句,写经过自晨至夕的流连,又回到家中。接着四句描摹庭园景色和室内陈设。这里表面上没有写主人的活动,但诗篇取景的镜头,映照出分列小径两旁的花卉药草,交相掩蔽的绿树青竹,床头一张古琴、半壶浊酒,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清静的气氛和主人清高孤傲的情怀。第二章出现过的、使诗人“陶然自乐”的酒,在这里重又出现了,不过它现在似乎更带有忧伤的色彩。酒中的陶渊明到底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呢?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
后面“黄唐”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据说他们统治的远古时代,社会太平、人心淳朴。但是“黄唐莫逮”,这个时代自己已经无法追赶了,“慨独在余”,我只能一个人独自感叹伤怀。最后这两句的意思和第三章结尾两句差不多,不过是换了一个寄托感慨的对象,把伤今怀古的情绪回复加强了一番。
但怀古并非陶渊明真正的目的。他只是借对古人的追慕表达对现实的厌恶,对一种空想的完美境界的向往,这和《桃花源记》实质上是共通的。
这首诗表现的情绪、蕴含的内容是复杂而深厚的。诗人从寄情自然中获得欣慰,但仍不能忘怀世情,摆脱现实的压迫;他幻想一个太平社会,一个灵魂没有负荷的世界,却又明知道不可能得到。所以说到底他还是痛苦的。但无论是欢欣还是痛苦,诗中表现得都很平淡,语言也毫无着意雕饰之处。陶渊明追求的人格,是真诚冲和,不喜不惧;所追求的社会,是各得其所,怡然自乐,因而在他的诗歌中,就形成了一种冲淡自然、平和闲远的独特风格。任何过于夸张,过于强烈的表现,都会破坏这种纯和的美,这是陶渊明所不取的。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
此诗第一句交代宴饮的地点,为下文的展开写出了规定的场景。第二联把大臣们写得不同凡俗,更恰到好处地吹捧了皇帝。第三联突然笔锋一转,由宴会写到了东庄周围的环境。最后归结到宴会上来,收住上文,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诗用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来介绍长宁公主的别墅,虽然辞藻过于华丽,但是皇家庄严肃穆的一面描绘得很具体,使人对皇帝家那种威严奢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宰相,李峤写出如此的文章似乎很天经地义,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李峤既将政治目的融到了诗里,又严格按照五言律诗原有的体裁来编辑词汇。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花团锦簇般的修辞堆在那里,皇家的气派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辞藻方能说明。大多数应制诗、侍筵诗都是如此。此诗俗处在于空泛,这也是大多数此类诗词很难跳出的套路。
这首作品是典型的侍筵诗。侍宴写的诗,多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少酸甜苦辣的隽永名言,这样的诗其实流传不广,因为没有什么用,充其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玩一下生涩怪癖的文词,应景显才之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