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
五岭山脉绵延不绝,可在红军眼里不过像翻腾着的细小波浪;乌蒙山高大雄伟,在红军眼里也不过像在脚下滚过的泥丸。
金沙江浊浪滔天,湍急的流水拍击着高耸的山崖,溅起阵阵雾水,像是冒出蒸汽一样。大渡河险桥横架,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千里岷山,皑皑白雪,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人人心情开朗,个个笑逐颜开。
注释
七律: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分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难:艰难险阻。
等闲:寻常;平常。
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逶迤: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连绵不断的样子。
乌蒙:山名。乌蒙山,在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的交界处,北临金沙江,山势陡峭。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
泥丸:小泥球,整句意思说险峻的乌蒙山在红军战士的脚下,就像是一个小泥球一样。
金沙:金沙江,指长江上游自青海省玉树县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云南等地也有支流。1935年5月,红军曾强渡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渡口。
云崖暖:是指浪花拍打悬崖峭壁,溅起阵阵雾水,在红军的眼中像是冒出的蒸汽一样。
大渡桥:指四川省西部泸定县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寒:影射敌人的冷酷与形势的严峻。
岷山:中国西部大山。位于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
三军:作者自注:“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
尽开颜: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所以个个都笑逐颜开。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下旬,10月定稿。这首七律是作于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
首句破空而来,突兀奇警。海棠花花团锦簇,重葩叠簇,占春颜色最风流。可曾几何时,这艳媚烂漫的名花却又在春风中飘摇零落,遭众人碾踏。造化既赋予海棠以幽姿淑态,人们既培育了海棠叶茂枝柔,可为何又偏偏要作践它。真是天意无常,人心难测。“人天无据”虽仅四字,但凝聚了词人万般感慨,回荡着一腔不平之气.其情其理是经回转激荡之后喷射而出的,可谓字字千钧,撼人心魄。次句直言惜花之举:把花瓣仔细收集珍藏起来。海棠花初开如胭脂点点,开后渐成缬晕明霞,落时则若宿妆淡粉。以“香魂”言之,颇有赞美海棠花零落仍不失娇妍,继续美化人间的高贵品格之意。三、四两句感时叹花。时光流逝,迷离恍惚之中,京都悯忠寺的海棠花开花落又过去了十年。这里词人以想象之中的悯忠寺海棠花开十度,而委婉道出自己收藏花瓣已经十年。名花有几个十年,但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呢。盛况难再,年华易逝。字里行间又隐约地透露出身世之伤感。
过片顶接歇拍,从时间、空间上翻进一层,渲染惜花之情。十年了,尽管与北京相隔千里,但惜花之心依然未变,一直悬念着寺中的海棠。在词人的想象中,这狼藉满地的落红,定然带有被风雨摧残的痕迹。两句既言花,又自比,是词人为求功名、谋稻粱而颠沛奔波之状况的隐喻。结拍两句由花及人,总束全篇,点明题旨,直接表达了惜花之真情、隐情,不要怪我如此爱花惜花,我的身世也和落花一样。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依然如此。这两句充满了词人的酸楚之泪,凝聚了其十七至二十七岁人生的不幸遭遇。词人饱学多才,极欲尽早用世,但十年奋斗,得到的却是打击和磨难。光阴东流,才华虚掷,功名无期。名花如此,世道人生之艰难亦如此。词人这种同命相怜何必分人花的感叹,直贯全词。因此,写花,实质上也是自咏。其涕泪横流之伤感,除了“身世”之叹,还深刻地反映出更深层次上的时代的悲哀。这也许就是在苏轼、陆游等写下咏海棠的诸多名篇之后,龚自珍这首小令依然不失其魅力,而被人们长久传诵的一个重要原因。
冬青树,汉朝的宫殿与宋朝诸帝的陵墓都种植它。此诗以“冬青花”为题,有它的特殊意义。
“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说见到冬青花而一日肠九折。司马迁《报任安书》云:“肠一日而九回。”言悲痛之极。
“隔江风雨晴影空,五月深山护微雪。”故都临安与埋骨的会稽,隔了一条钱塘江。那里已经沦为元军之手,所以说风雨如晦,连一点晴的影子都没有。五月是冬青花盛开的时候,花小色白,故以“微雪”代之。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色,有黑暗和光明之分,从而寄托了作者憎爱的感情。
“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龙为君象,埋的是宋帝骸骨,故云“龙所藏”。石头为云根,因云触石而出,又其下藏着龙,而《易》有“云从龙”之语,故云“石根云气”。蝼蚁为微贱之物,他们不敢在这地方穴居,从而表示了作者对宋帝的尊敬。
“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因为冬青树是从宋帝旧殿移来,故云“此种非人间”。万年觞,指御用的酒杯,祝天子万寿无疆之词。
“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蜀魂,指杜鹃,其所生之子,寄在百鸟巢中,百鸟代为哺育,若臣之于君,故云“百鸟臣”。这里的“蜀魂”杜鹃,隐喻宋帝之魂;“百鸟臣”,隐喻送遗民如林景熙者向他称臣,不以国亡而变心,也就是对元朝的不屈,表示了懔若秋霜的气节。“夜半”,深夜,隐喻元朝的黑暗。杜鹃叫一声,山竹欲裂,表明它怨恨到了极点,这就是宋帝对元朝所抱的态度。林景熙既为宋尽臣节,那他也必然恨宋帝之所恨。
中国诗歌的传统写法有所谓的赋比兴,此诗用的兴体。《冬青花》是有它的本事的。这首诗给了读者鲜明的形象,一切围绕冬青花并从而展开去加以描绘。在这些鲜明的形象背后,都实有所指,是词在此而意在彼的。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