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怅别词。诗人写的不是离别时的凄恻,也不是别君的思念,而是刚刚作别、乍然离去时的旅途情怀。诗人并不正面写这种渐行渐远渐浓的离愁,也不突出他对那位“盈盈微步”的佳人的眷恋,而是把一夜间怒放的梅花推在前景地位进行反复咏叹,这样诗人行旅中的那种难言的惆怅反而更加在丰富、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便是超越咏叹实体,把描写对象半空灵化、象征化了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 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