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眺:全诗校:“一作望。”
帟:《释名·释床帐》:“小幕曰帟,张在人上,帟帟然也。”
伯禹穴:即禹穴。
纶:钓丝。
学:全诗校:“一作欲。”
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