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
这是一首“咏月"的小诗。昨天的圆月不是今天的圆月,真怀疑这再圆的月亮是否依旧美丽, 在一年十二个月里,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能再圆,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属于青春年少的光阴又能有多少呢?
诗人通过对自然交替的变化,领悟到光阴的无情,岁月短暂的道理,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