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