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此诗是赋得体,无论是赋诗得题,还是赋诗得句,总之是拟作。自六朝至唐代,拟此者代不乏人。诗人拟之,自是一次学诗演练。
首句“自君之出矣”,即拈用成句。良人离家远行而未归,表明了一个时间概念。良人离家有多久,诗中没有说,只写了“不复理残机”一句,发人深思:首先,织机残破,久不修理,表明良人离家已很久,女主人长时间没有上机织布了;其次,如果说,人去楼空给人以空虚寂寥的感受。那么,君出机残也同样使人感到景象残旧衰飒,气氛落寞冷清;再次,机上布织来织去,始终未完成,它仿佛在诉说,女主人心神不定,无心织布,内心极其不平静。
以上,是对事情起因的概括介绍,接着,诗人便用比兴手法描绘她心灵深处的活动:“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古诗十九首中,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直接描摹思妇的消瘦形象,写得相当具体突出,而在这里,诗人用皎皎明月象征思妇情操的纯洁无邪,忠贞专一。“夜夜减清辉”,写得既含蓄婉转,又真挚动人。比喻美妙贴切,想象新颖独特,使整首诗显得清新可爱,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