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 此诗开头两句写自己胸怀壮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接着四句转入正题,就日俄战争图抒发感慨。最后两句表示诗人不惜牺牲生命,誓将用鲜血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她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大气磅礴,展现出意气风发的诗人主体形象。颔联点出观图之事,从而引发对日俄横行东北的极大愤恨。干宝《搜神记》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挖到深处全是灰墨,问学识渊博的东方朔是怎么回事,东方朔说要西域人才知道。到了东汉明帝时,西域有道人来,问道人,回答是:圣经上说,天地大劫将尽,着劫烧,灰墨便是劫烧的余灰。这里借指战火的灰烬,说岂能把大好河山给人作战场,遭受战火的破坏。这两句写忧国怀抱,渴望有救国的志士能出现,也含有以出群之才自期的意思。颈联两句充分表现诗人的忧国之情,并由忧国而思济世。尾联表达愿为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志向。
全篇所写,都是忧国的思想和救时的抱负,充满动人的爱国激情。语言朴素自然,直抒胸臆,不假雕饰,“忍看”“拚将”“须把”等词语的运用,将悲愤而激昂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劲健有力。全诗语言浅显明快,风格刚健豪放。情愫真率,披襟见怀;字重千钧,力能扛鼎。一腔豪气喷薄而出,丝毫不见女儿态。
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写公主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奏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