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布出去时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下雨了，环境条件变化了，他换了黑色的衣服，杨布依旧是杨布。但是他家的狗却无视这些变化，冲着换了装的杨布狂吠。原来狗只忠实于那个穿白衣服的杨布，却不理穿黑衣服的杨布！杨布的狗只看衣服不看人，结果咬错了人。狗犯这样的错误并不可笑，人看问题，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不抓住本质特征，同样会犯类似的低级错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不能用旧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事物，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心：当别人因为表面现象误解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说明真相，消除误解。而不能像杨布那样发火解气，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弄不好会激化矛盾。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这篇文章对在故乡相州起兵和以往战况略作回顾后，自感只是“快国仇之万一”，又简述了这次建康之战。在末段，表达了“蓄锐待敌”、“功期再战”、洗雪国耻、收复中原的决心，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全文洋着高昂的爱国激情和忠愤之气，感人至深，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开头以九个字交待了时代的大背景。“板荡”用典，形容天下大乱，局势动荡。自“靖康之变”后，中原大乱，半壁江山仍岌岌可危，金人多次进军试图将大宋彻底覆灭，此时正处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乱世”关头。
紧接着作者叙遭“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戎，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唐太宗《赐萧璃》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河朔的陷落激起了作者“板荡识诚臣”的一腔热血。他少年时便发愤而起，毅然从军，此后数年间经历两百多次战斗。岳飞戎马一生正是他少年立志杀敌雪耻的最好验证。
作者曾作词《满江红》，“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可与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交相辉映。在这一段中，岳飞已向“神明”告白自己从小为国征战的夙愿，为后文的立誓作了铺垫。
承前“快国仇之万一”而叙现在：“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今次提孤立之师，振奋而起，冲锋陷阵，击杀敌虏，出语如利刃长鞭般气势强锐。金兵南侵时，岳飞率军在广德、宜兴一带接连袭击金兵，取得一次次胜利。“振起宜兴”一句气壮山河，是战斗胜利的写照。
紧接着，“建康之役，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一鼓败虏”，第一通鼓就将敌人击败，喻明了士气极其高涨、锐不可当；“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既表明了要全歼敌人、洗荡敌巢的雄心壮志，又带有此次战役未能全歼敌军的惋惜。这一段对当前局势作了叙述，为下一段的誓词进一步作铺陈。
“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句是叙述的承转。后面誓盟的主文可分为两层来理解。其一是要激励士兵在未来的大战中将敌军彻底打败，向北越过沙漠，杀入胡虏的老巢，把夷人全部消灭。第二层意思是迎接徽、钦两位皇帝回京，收复被侵占的土地，解除朝廷忧虑，使天下归于太平。这一段对“神明”所立的誓言，发自于心，殷殷切切，言之凿凿，滔滔汩汩，一泻而下。这是岳飞当时在五岳祠从血管里喷出的誓言，也是他毕生的宏图大愿，充分表现了一位义烈的爱国英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令人钦佩之至。
此文篇幅虽小，但内涵丰厚，作者少年从军怀志百战，而今大胜后雄心大起，日后杀敌复国的壮志全都凝结在这短短的盟言里。他热血满腔，慷慨激昂，内心的激越奔涌而出，体现在文字上则感情充沛，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读此《五岳祠盟记》令人想起他的另一诗篇《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杀敌报国的英雄之气真可谓长贯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