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颔联、颈联围绕着草来写，写远近之草、虚实之草、今昔之草；尾联直触人事，说明富贵只是一时，就像昙花一现，争逐名利之场，到头来只落得烟消云散。借草来抒情对比而显意，抒发了人世沧桑的感慨。此诗借草抒情，采用虚实、远近、今昔对比特色描写，意蕴婉曲，意新语工，使诗歌显得别具一格。
首联从渡头草写到忘忧草。“满目芊芊野渡头”起句铺之以实景：满眼都是茸茸碧草。开篇即触题，既精警峭拔，又平顺自然。野渡头，是野草蔓生之处，也是诗人立足之地。这渡头，为下文“绿水”、“别洲”的叙写立了基、开了源。继野草实景之后，诗人没有纵笔铺叙草的滋生和繁茂，或就此直接发一通议论，而是缘此提出一个问题：“不知若个解忘忧？”句意为不知道那个懂得忘忧。言下之意就是，只有这个草能使人懂得忘忧。古代有萓草可以忘忧的说法，《诗・卫风・伯兮》：“焉得谖（同萓）草，言树之背？”《毛传》：“谖草令人忘优。”这里沿用其意。诗的开头统领全篇，为下文叙写开拓了境地。
颌联从离馆草写到别洲草。近处看，芊芊绿草随着碧水流进繁华的别墅；远处看，茫茫青草带动夕阳的光辉越过荒远之洲。视线慢慢移动，由近及远，将草不分贵贱的四处蔓延的景象表现出来。上句“侵”字用得极妙，使草成为主动者，其野与离馆的豪华形成对照。下句的“带”“过”也很生动。这两句说草到处蔓延，可到富贵之宅，也能达荒远之洲。
颈联从金谷园中草写到石头城下草。这两句写的是秋草。衰草凄迷，反村了荣华已逝。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晋书・石崇传》）。庾信《枯树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金谷园中过去铺锦列绣，花奇草异，如今成了“荒映月”的凄凉景象。月是当年月，园非昔日园，离馆的豪华已付流水，石崇的奢富已成陈迹，只有草还在那里一岁一枯荣。石头城，这六朝建都之地，虎踞龙盘，过去也是金粉膏泽，豪华相继，如今徒剩秋草迎风，败叶委地。这一联由金谷园写到石头城，以今日之败象暗衬往日的盛况，仍然以草为行文线索，可是概入了广阔的空间和悠久的时间，而且对比的反差极为强烈。这两句以草的枯凋衬托豪富的衰败，同时隐含着草枯还可荣，人败不再盛的意思，意蕴丰足，委婉曲折。
尾联从送王孙愁写到金钗愁。诗的前面部分都围绕着草来写，至此始直触人事。此联意为行人想着石崇离去。 绿珠为石崇堕楼而死。诗的结尾点明石崇人亡财空，说明富贵一时，昙花一现，终不如草还能春风吹又生。诗到收煞处才回应发端时提出的“不知若个解忘忧”的问题，争逐于名利之场，到头来只落得烟消云散。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