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写的这首《七绝·观潮》中，从头至尾，气势如虹，这不仅写出了钱塘潮的气势，也写出了诗人自己内心的一贯的气势。内气与外景同时耦合，可谓真正的天成。江山的大气碰上了一个真正能理解它的知音，当然这个知音（即是诗人）胸中的风云也只有万里江山才能容纳。
诗人眼中的钱塘潮阵容壮阔，来回奔腾，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如此气壮山河的气魄的确也只有毛主席这样的大诗人才能胜任愉悦，一气呵成。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诗人紧扣题目“观潮”中之“观”字，具体描绘钱塘江潮涌的气势：“千里”指水域之宽；“滚滚来”指波浪之急，唐代诗人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其中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千里”，写波涛水域的面积；“滚滚来”，写波涛的速度和气势。实现了多角度、多侧面地壮写涌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钱塘江的人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江身小，涨潮时，海水从宽达百余里的江口涌入，却受到江身小的狭窄的江岸挤压，形成涌潮。而后面的涌潮又与前面的涌潮互相撞击，后浪推，前浪阻，浪峰壁立，江面奇观。浪潮高达三五米，落差可达八九米，惊心动魄，势极雄豪。“千里波涛滚滚来”恰好写出了钱塘江特殊地形的潮涌。“雪花”这里指浪涛，北宋豪放派词人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词云：“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钓鱼台”即钓台，在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边，相传为东汉严光（子陵）隐居垂钓处。“雪花飞向钓鱼台”，指后推前阻形成的浪涛飞向钓鱼台，写尽涌潮的磅礴气势，沿江而上，不可阻挡。清代诗人曹溶的《满江红·钱塘观潮》，曾有“乱涛穿到严滩歇”的诗句，意同“雪花飞向钓鱼台”一样。
诗法常常讲起承转合，本诗到了第三句，笔锋也突然一转。前面都在写潮，现在忽而开始写起看潮的人。不写看潮人之多，不能突出钱江潮景作为名胜的地位。“人山纷赞阵容阔”，“人山”二字让人联想到人头攒动，争相引颈观看的境况，意思接近“满郭人争江上望”。用侧面衬托的手法，写潮水引人交口称赞，化难以描绘的美景为可以想见的众人反应，也是诗中写景的常见手法。
最后一句“铁马从容杀敌回”，重新又写到了潮水的景象。诗中说的是“杀敌回”，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本来一路奔流至大海的钱塘江水忽然间自大海重新涌回的景况。这里依然是比喻，然而比起第二句的“雪花飞向钓鱼台”又截然不同。倘若说第二句里的“雪花”意象尚留有些许温情，到了这一句，又是“铁马”，又是“杀敌”，其中蕴含的杀伐之气咄咄逼人。“雪花”是喻潮水的形，而到了这最末一句则是从气势上设喻。因为气势本是难以捉摸的，用“铁马从容杀敌回”来把它具体化，真可谓抓住要害。
在描写钱塘潮的时候，前人常用战鼓作比喻，而战鼓是出战时的新号，所谓击鼓出阵，鸣金收兵。但在毛泽东的笔下，钱塘江的气势不是初上战场，杀气腾腾——倘若是那样，就不免失之肤浅——而是“从容”。此句就胜在从容，此诗也胜在从容。杀敌回，故而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一切已尽在掌握之中。这种从容，比起战场上硬碰硬的正面交锋更为可畏。
这首诗还妙在陈述与喻笔交替出现，虚实结合，虚实相生。“千里波涛滚滚来”是实，“雪花飞向钓鱼台”是虚，到了“人山纷赞阵容阔”是实，“铁马从容杀敌回”又是虚笔。这种交错的写法使得潮景的壮美在诗中一点也不嫌单调。短短一首绝句里，虚实交替出现，又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