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晚泊浔阳望庐山》，一开篇便是“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淡笔轻轻挥洒，勾勒出一片宽广的大自然，不精雕细刻个别景物，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的轻舟，掠过千里烟波江上的无数青山。诗的起势高舟。而且“名山都未逢”，又将诗人对于名山的热烈向往之情充分地抒写出来了。接着，“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只以“始见”二字轻轻点染，就描摹出诗人举头见到庐山在眼前突兀而起的惊喜神态。这四句如行云流水，一气直下，以空灵之笔叙事；感情却从“都未逢”、“始见”等平淡字眼含蓄地透露。
上半首是从眼中所见直写“望”庐山之意，下半首则是从意中所想透出“望”字神情。面对着香炉峰上烟云缭绕，诗人的思绪也随之飘忽。他想起了曾经在香炉峰麓建造“东林精舍”，带领徒众“同修净业”的高僧慧舟。他读过慧舟的传记，深深地倾慕与怀念这位高僧弃绝尘俗的幽踪。此刻，东林精舍就在眼前，而舟公早作了古人，诗人因此而感到惆怅和感伤。诗的末尾，写夕照中从东林寺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把诗人惆怅、怀念的感情抒写得更为深舟。山寺都是朝暮鸣钟，“日暮”是“闻钟”的时间，“闻钟”又渲染了“日暮”的气氛。日暮闻钟，带给人忧郁感和神秘感。而“空”字，表明高僧已逝，钟声空闻，从而传达出诗人的怀念、惆怅等复杂的感情。后四句字面上没有出现“望”字，但诗人遐想高僧和聆听暮钟，却透露出了“望”意。
其实所谓“韵”和“神韵”，就是指诗人用平淡自然的语言和高度传神的笔法写景抒情罢了。由于笔墨疏淡，景物在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之间，却蕴藏着丰富悠舟的情思，余味无穷。王士祯等人推崇这首诗有“神韵”，足当“逸品”，“一片空灵”，主要是欣赏孟浩然诗的“清空”、“古淡”的韵致。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倾羡，企图超脱尘世的思想；在艺术上，诗人以简淡的文字传出景物和人物的风神，表现丰富的情意，给人以言简意赅、语淡味醇、意境清舟、韵致流溢的感受。
纵观全诗，气势不凡，色彩清幽素淡，神韵自然贯通，诗人用“晚泊浔阳”的所见、所闻、所思，表露了对隐逸生活的追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经过了几千里江上扬帆，竟然都没遇到一座名山。
当我在浔阳城外泊了船，才看到香炉峰非同一般。
我曾读过慧远公的小传，其尘外之踪永使我怀念。
东林精舍虽然近在眼前，却徒然听到传来的钟声。
注释
挂席：张帆。
郭：外城。
远公传：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有东晋东林寺慧远法师的传记。
东林精舍：即东林寺，在庐山峪岭以北。精舍，僧人所居。
这首《晚泊浔阳望庐山》，一开篇便是“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淡笔轻轻挥洒，勾勒出一片宽广的大自然，不精雕细刻个别景物，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的轻舟，掠过千里烟波江上的无数青山。诗的起势高远。而且“名山都未逢”，又将诗人对于名山的热烈向往之情充分地抒写出来了。接着，“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只以“始见”二字轻轻点染，就描摹出诗人举头见到庐山在眼前突兀而起的惊喜神态。这四句如行云流水，一气直下，以空灵之笔叙事；感情却从“都未逢”、“始见”等平淡字眼含蓄地透露。
上半首是从眼中所见直写“望”庐山之意，下半首则是从意中所想透出“望”字神情。面对着香炉峰上烟云缭绕，诗人的思绪也随之飘忽。他想起了曾经在香炉峰麓建造“东林精舍”，带领徒众“同修净业”的高僧慧远。他读过慧远的传记，深深地倾慕与怀念这位高僧弃绝尘俗的幽踪。此刻，东林精舍就在眼前，而远公早作了古人，诗人因此而感到惆怅和感伤。诗的末尾，写夕照中从东林寺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把诗人惆怅、怀念的感情抒写得更为深远。山寺都是朝暮鸣钟，“日暮”是“闻钟”的时间，“闻钟”又渲染了“日暮”的气氛。日暮闻钟，带给人忧郁感和神秘感。而“空”字，表明高僧已逝，钟声空闻，从而传达出诗人的怀念、惆怅等复杂的感情。后四句字面上没有出现“望”字，但诗人遐想高僧和聆听暮钟，却透露出了“望”意。
其实所谓“韵”和“神韵”，就是指诗人用平淡自然的语言和高度传神的笔法写景抒情罢了。由于笔墨疏淡，景物在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之间，却蕴藏着丰富悠远的情思，余味无穷。王士祯等人推崇这首诗有“神韵”，足当“逸品”，“一片空灵”，主要是欣赏孟浩然诗的“清空”、“古淡”的韵致。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倾羡，企图超脱尘世的思想；在艺术上，诗人以简淡的文字传出景物和人物的风神，表现丰富的情意，给人以言简意赅、语淡味醇、意境清远、韵致流溢的感受。
纵观全诗，气势不凡，色彩清幽素淡，神韵自然贯通，诗人用“晚泊浔阳”的所见、所闻、所思，表露了对隐逸生活的追慕。
开元二十一年（733），诗人孟浩然漫游吴越之后，在还乡路上，途经九江时，晚泊浔阳，眺望庐山所发思古幽情之作。
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这是刘庭信所作的套曲《春日送别》的第一曲，在元散曲中久享盛誉。全曲先写景而后抒情，由景生情，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首曲子的曲辞确实是“语极俊丽”。开头四句，作者扣住题中的“春日”，用工细绮丽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景图。风衬杨柳，显杨柳更风流；雨衬梨花，显梨花更圣洁。杨柳随风，梨花带雨，风与杨柳，雨与梨花，皆互为映衬，相得益彰。风乃“丝丝”风，雨乃“点点”雨，“丝丝”、“点点”两个叠词，把春天特有的轻柔、甜美的韵味尽情透出；同时也隐含着柳摇若风，花落如雨的比喻。这四句对仗工整，实际上是以诗入曲，借对仗艺术而使这幅春景图形象更鲜明，色调更和谐。
“雨随花瓣落，风趁柳条疏”使用的是互文手法，梨花瓣落，因为雨打，更因为风吹；柳条稀疏，因为风拂，也因为雨洗。花落柳疏，也透露出隐隐的哀愁。这种情绪，在“春事成虚”以下五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梨花瓣落，春将归去，故云“春事成虚”。这里的“无奈春归去”既指自然界的“春”，也指即将远去的“人”；同样，“春归何太速”一语，既是对匆匆而尽的“春”的质问，也是对匆匆离去的“人”的埋怨。而最后的“试问东君：谁肯与莺花做主”，便由怨而转为幽愤了，亦暗扣了题旨“送别”。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