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是江南名胜，地处今江苏镇江西北。原在长江中，后因砂土堆积，到清末便与长江南岸相连。据宋人周必大说，此山大江环绕，每风起浪涌时，其势欲飞动，故南朝时人称“浮玉山”（见《杂志》）。唐时有裴姓头陀于江边拾得黄金数镒，因改名金山。
此诗四句四景，合成一幅金山晚眺的优美图景，十分清丽。前半部分是并列的两句，分写江上的明月和蒙蒙的水气。西津在镇江西北九里，与金山隔水相望，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诗人站于金山之颠，西向遥望，只见一轮新月，悬于西津渡口之上；江上水气，非烟非雾，正冉冉升起，几与天接。烟水迷蒙，使皎皎明月也蒙上了－层淡淡的云翳。这两句明暗交错，上下相对，不仅使画面具有明显的层次，而且避免了色调上的不和谐。“西津江口”四字，既点明“晚眺”方向，又划定了所见景色的区域。“月初弦”三字也有双重功用，既是写景，又是记时这种借星月在天空中位置移动和形状变化来点明时间的手法，古人诗中常用，远如曹植的《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近如唐代刘方平的《夜月》：“北斗阑干南斗斜。”机杼正自相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的两句。“清渚”、“白沙”，则写出了月下之景。“清渚白沙茫不辨”是承前一句“水气昏昏上接天”而来。白天从金山眺望西津渡，对岸景物是可以看清的，唐代诗人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金山寺》）之句；但此时既已入夜，又有水气，诗人眺望的结果只能是“茫不辨”了。“只应灯火是渔船”作一转折：尽管对岸清渚、白沙，望去茫茫一片，但透过水气，还能看到江上灯火，隐现明灭，诗人因此判断道：那一定是对岸的渔船了。诗人在这两句中运用了反接法，便使诗句显得摇曳生姿，别具风调，比前两句的平叙景色更引人入胜。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中说：“作绝句，当如顾恺之啖蔗法，又当如饮建溪龙焙。”也就是说，绝句不能“虎头蛇尾”，而要“渐入佳境”。这首《金山晚眺》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此诗脱胎于张祜的七绝《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只要稍加比较，就能看出秦观诗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张祜诗相同：一，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写镇江江面的夜间景色；二，描写手法相同，一用“潮落”、“斜月”来暗示时间的推移，一用“月初弦”来点明时间；三，境界相似，秦观诗中的“只应灯火是渔船”是化用了张祜诗的“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及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诗的出处。但张祜诗明写了诗人的羁旅之愁，属触景生情，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夜不成寐的情形，而秦观诗没有直接抒写诗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蕴涵在所描写景物之中，景中含情。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异。
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