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从远景落笔，写出雪后天空晴朗，烟云散尽，残雪中高高耸立的山峰更显苍翠；颔联则是从另一角度对雪中泰山加以描绘；颈联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渲染泰山之巍峨；尾联是诗人面对如此壮观景致发出的感叹。此诗与杜甫《望岳》一样，句句写“望岱岳”，却终篇不直接点出一“望”字，而以景物本身暗示其“望岱岳”之意。全诗意境之寥阔，体势之雄浑，直可继杜甫《望岳》。
“碧海烟归尽，晴峰雪半残。”采用对偶句式，写远望岱岳所见晴雪之景。首句中“碧海”乃是借喻“青天”，实为“碧海青天”之意；“烟归尽”则是比喻冬云阴霾已消散无余。这句先描写岱岳上空青碧之天色，寓有雪霁云散之意。然后再写以“碧海青天”为背景的“雪中岱岳”之整体风貌。“雪半残”描绘岱岳之上半端被积雪所覆盖之状。积雪的岱岳直插入青碧似海的苍天之中，峻拔突兀，而且银碧相映，明丽耀眼；令人胸襟亦为之开张，油然而生一种崇高之感。
颔联则承接“晴峰”之意，再写近望岱岳之局部形象。诗人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性的“冰泉”与“云路”两种意象。前句写岱岳之泉水已结成百丈冰，垂悬于众多山壑的崖壁上，以显示雪中岱岳之严寒冷峻；后句写山路上云气浓密，千折百回，又显示岱岳之险峻高远。而“冰泉”向下“悬”，“云路”朝上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则写出诗人“望岱岳”时视线的移动，其中自有诗人为此奇观惊叹不已之意。
颈联一转，又专写遥望岱岳积雪之感受。前两联重在写山，首联虽亦提到“雪半残”，但仍属写山之外观，而非单纯写雪。此联则纯是写雪景。诗人从纵横两个角度表现雪之“自”与“寒”，视野开阔，境界深远。此乃想象之辞，而非实景（因为此时天已“晴”）；“燕齐白”从横向角度写泰山之雪使“燕齐”之地都映衬得白茫茫，此极雪泰山降雪之大。后一句则写积雪在晴日下之反光，使天与地皆寒光耀眼，寒气逼人，这是从纵向角度写雪“光”之强。“光”而“寒”，又是通感手法的运用。
如果说上三联基本上是实写之景，那么尾联则纯然是虚摹之景：“秦碑凌绝壁，杖策好谁看？”“秦碑”乃泰山一古迹，而“凌绝壁”指秦碑立于泰山绝壁之上，由此可见“秦碑”非诗人于山下所能望见。此时诗人遥想是否有人如杜甫一样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攀上积雪的泰山之绝顶而登高四望。诗人设问句抒发此意，其中流露出诗人自己欲登山极望之情。
这首诗，处处从大处着笔，无论是“晴峰”“冰泉”“云路”乃至“光”“影”，都给人以巨大之感，全诗成功地展示了泰山的雄姿，在众多咏岱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这首诗描写一座开满鲜花的江中小岛的美丽景色，却并未正面描绘，而是通过细微的观察、敏锐的嗅觉以及丰富的想象来加以表达，构思甚为奇特，极具艺术效果。
蜂蝶采花，本为自然现象，但这里用“去纷纷”极言其多，且都飞向同一方向，可见某一地方对它们的吸引力之巨大，已暗点“花岛”的存在和魅力。继观察到这一奇特现象之后，诗人顺着蜂蝶飞去的方向，调动嗅觉，顿时感到扑鼻的香气隔着宽阔的江面传送过来，香气隔岸可闻，可见花香之浓郁，而由花香之浓郁，则又不难想见繁花之茂盛。一句视觉，一句嗅觉，虽未直接展示花岛，却已足以撩动读者的向往之情，也足以调动人们的想象力了，亟欲一睹美景的人们自然要争相打听其具体方位。那么，这花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诗人给出的答案是“欲知花岛处，水上觅红云”，“水上”是花岛的地理位置，“红云”则是指出了花岛的隐约所在。因为隔着宽阔的江水，无法看清花岛的真面目，只是隐约可见远方似有一片红色的云彩，那就是花岛的具体位置。远望如红云，则近处其花之繁盛可以想见。诗以一句轻松的指点，给读者以启发，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想象，诗的意境也就更为深厚。全诗短短二十字，且平白如话，但却包含着曲折的心理过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隽永的回味，极见艺术构思的匠心。
“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照例要另添新衣了。罗、纨都是丝织品，在制衣前先要将其展开放在砧上用杵捣，然后才能制衣。在古代诗歌作品中，捣衣常常用来表现妇女对远行在外的亲人的思念，可是这首诗中，诗人却因捣衣无人而引起了和妻子生死永诀的巨大悲哀。捣衣、制衣都是妇女的工作，妻子如果在世，此时肯定要忙碌起来了，可如今到了这个时节，妻子却已永离人世了。面对成叠的罗纨，诗人不觉又潸然泪下。那帛匹上已沾满了泪水，诗人还在怅然伫立。“未能”二字，见出诗人的内心已由酸痛而至于麻木，他无力也不忍打开那帛匹了。这二句由事及人，由人及情，包含了作者深切的情思。
“风光肃入户，月华为谁来？”秋风急急地闯进庭院门户，这才惊动了独自出神的诗人。皎洁的月光也偏在这个时候不速而至。“月华”暗点诗人一直伫立到夜黑，语似浅而实深。月华本是无情物，可此时诗人却认定它是有情的，是理解人间的欢乐与悲愁的。那么，如今妻子不在了，它却照样把清辉洒向人间，诗人不由得要责问它为谁而来。在他看来，妻子既已不在人世，月华乃至一切，都变得多余了、毫无意义了。语似不合常理，情意却异常真切。
“结眉向蛛网，沥思视青苔”，室中全是蛛网，院内爬满青苔，一派荒芜凄凉。这一切，既见得妻子死后，家务无人操持；又见得爱妻一失，诗人已百无聊赖，万事都不关心。同时，“蛛网”、“青苔”，在这里又有象征意义。诗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亦正如这蛛网一样缠绕心头，剪不断，理还乱，这密布的青苔所显示的凄凉衰败，也恰是他此刻心理状态的形象写照。这两句把有形的蛛网、青苔和无形的心理活动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深邃的意境。“结眉”意即紧锁眉头，“结”字正好和蛛网相关联，构思很巧妙；而“沥思”一词更为形象生动，表明那不尽的哀思是从诗人心灵深处一点一滴流滴出来的，是凝结着深切的、全部的爱的。两句用笔奇巧而浑然无迹，体现了江淹的卓越才思。
“鬓局将成葆，带减不须摧”，鬓发犹如杂草般屈曲蓬乱，形体也日见消瘦，以致衣带显得宽缓了许多，而诗人也无心去收紧。诗人在这两句中描绘了自己的形象，读者仿佛看到了他那形容憔悴、哀毁骨立的模样。失去亲人的痛苦使他无心顾及自己的仪容甚至健康，可见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
“我心若涵烟，葐蒀满中怀”，葐蒀，烟气氤氲貌。诗人只觉得心怀中像是包涵了一腔烟气，那烟在胸中屈曲盘折、流动不定、四处撞击、无时或止。这两句用葐蒀烟气来形容诗人哀思的缠绵婉转和触处皆是，手法极其精妙，可使人产生无穷联想。全诗语气平稳，没有什么波澜，但读后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充满胸怀的哀伤之情。江淹诗歌中的抒情多数如此，没有激烈慷慨的喷发，却有含蓄深沉、持久蕴藉的感染力。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