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词人以渐进的手法写主人公独立小楼所见之景。首二句写主人公眼看楼外云散雨住，飞絮牵住蝴蝶飞行的脚步，一派春意阑珊之景，这样美好的景致不禁令人想入非非。接下来，词人马上反跌一笔，“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两句与楼外之景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在小楼上，只能望着远处美好的春景，而回看四周，只有冰冷的四壁，感受到的也只有吹来的凉风，流露出主人公心中隐隐的伤感。
下阕首二句续写春色，景情交融：楼外是杨柳青青，暮色冥冥，烟笼翠瓦，楼中人则心有戚戚，笼在心头的是那如烟雾般的愁绪，进而逼出“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两句，暗自警告自己，切莫凭栏望远啊，在这蒙蒙之色中，只能眼见夕阳渐渐低沉，落入远山，而思念的人更在远山之外，望也望不到，只是徒增伤感罢了。结尾两句，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主人公在小楼中所见之景，全为景语，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令人回味无穷。词中之景都是从闺阁中所看到的，伤情之人眼中的景象都是凄迷伤感的，因此“不洗铅华，而自然淡雅。”此词写得十分含蓄，只描写景物而不明确表达其作词之意，很类似于《花间集》的风格。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这是一首送别词，主要是描叙元济之的离愁别绪的。词中没有写作者同元济之间的离愁别苦，这是本词和一般送别词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情调幽怨，相当动人。
起句写元济之的衰老。元济之倚枕而卧，显得有些衰老。接以“两鬓霜”三宇，则其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之状可知。“起听”句写其生活无聊。谓其有时起来，走到廊下，谛听檐溜的喧嚣声，以消磨时光，排遣心中的郁闷，可见其生活的寂寞与孤苦。“那边”二句写其对家乡的思念。欲写元济之思念家乡，先写家人思念元济之。这不仅使行文委婉曲折，更加重了元济之的思乡之情。啼粉，与啼妆同意，指薄拭眉下若啼之妆。而“玉筯消啼粉”，写其家人因相思而流泪，把啼粉都冲掉了。“这碎”句，言元济之远游在外，日日思念家人，别肠如车轮旋转，无休无尽，则其思乡之甚可知。元济之如此思乡，很自然地就逗出了送别之意，从而点明了题旨。“诗酒”二句写元济之在外的生活。言其游历于山水之间，并和友人聚会饮酒，结社赋诗，徜徉于水云之乡，生活似乎极为潇洒飘逸，其实内心是很凄苦的，故接下去说“可堪醉墨几淋浪”。可堪，为不堪、哪堪之意。“醉墨淋浪”，化用欧阳修“新诗醉墨时一挥。别后寄我无辞远”，言其挥笔写诗作画，醉墨淋漓，其间着一“几”字，隐含机会不多之意。结尾二句承“醉墨”而发，借画发挥；言其“归家梦”和其所作图画一样，在画图中能把千碎河山收入“寸许长”的画幅之中，而“归家梦”也能转瞬之间实现，从而表达出立即送其“归豫章”之意。在此，以画作比，语新意丰，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