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
这两首诗都有趣地运用重复的词语，表现一种回旋反复的美：第一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和第六字相同，第二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与第三字相同。王勃将陆与水相对，是其最普遍持久的对偶之一。
第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客中送客时内心的伤感，表现了诗人对于友情的感慨。诗人已经感伤于江水及其对离别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他发现格外难以忍受的是陆地上的树，这些树遮断了他的视线，使他难于带到离去的朋友。第一、二句叠用“早”“江”二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也有一种节奏紧凑的效果，和下面两句一比，节奏的变化就显出来了，而节奏由紧张变为舒缓，又正与送别是的怆然与别离后的惆怅相吻合。第三、四句说带到流逝不返的江水更增添了别离的伤感，更何况带到渡口的树林隐没了友人的舟船。宋人李鞴《乡思》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两句用的也是这种更进一层的写法。这里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语句，显示了王勃擅长化用前人诗文的特点。
第二首诗同样写得非常深情。在诗中，诗人运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宫廷转喻来进行巧妙的议论：“谁说甲是真的（事实上甲是真的），因为乙（巧妙的构思）与甲相矛盾。”由于离别，江水不再是一个小区域，而成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界线。最后两句，诗人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对于友情的那一份深沉的爱，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真诚。
这是一组七言绝句。“初唐四杰”传世之诗作，七言绝句很少。就这组诗带，作者对于七言绝句创作技巧的掌握显然还不够纯熟。
这首诗为山水名篇。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首联是写雨后山中秋景，由于这里人迹罕至，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两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颔联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洒脱，毫不着力。
颈联中诗人先写“竹喧”再写“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写到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和谐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希望过闲适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黑暗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的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
尾联则是诗人有感而发。虽然春光已逝，但秋景更佳，愿意留下来。其喜归自然，寄情山水，崇尚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不愿同流合污的感受。厌恶宦海之情溢于言表。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