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蝶恋花》唐教坊曲名。本名《鹊踏枝》。晏殊词改今名。调名取梁简文帝萧纲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中的三字。双调，六十字，十句，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又名《黄金缕》、《凤栖梧》、《一箩金》、《鱼水同欢》、《细雨吹池沼》、《明月生南浦》、《卷珠帘》、《江如练》等。
起首一句塑造出一位幽怨缱绻的闺中女子形象。她手执洁白的纨扇，无语凝思，怅然怀想。她也许是思念远方的情人，也许是伤惋青春的易逝。此处暗用李白《折荷有赠》之“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的意境。“捻”意为用手指轻轻搓转，表现执扇时怅然无绪的情态，极为传神。“初”、“生”二字，前后关联，暗示因节序变换，令闺中人顿生新的怅望之情。
空闺独守，本已寂寞难耐，偏又有“隔叶莺声”，撩人意绪。“似学秦娥唱”句把莺声比似学秦娥之唱。扬雄《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此言年轻貌美的女子，其歌声之美可知。以莺声之欢快，反衬人心之怅恨，命意与着笔确有含蓄蕴藉之妙。莺啼婉啭，是实处着笔；闺中索寞，则是虚处命意，运实于虚，终无一字点破。
“午睡醒来”二句，深化闺中女郎百无聊赖的孤寂情状。她午睡醒后，好一会儿还娇困无力，那铺床上的双纹翠席，尤如平展着清凉的细浪。这两句点明睡醒，而由翠簟联想起寒浪，又引出了下片的出户看花。
下片转写户外优美的自然场景：夏雨初霁，徐徐的和风吹拂着新涨的碧水，那水中荷花，带着晶莹的雨珠，亭亭玉立，摇曳生姿。“碧涨”，是由上片的“寒浪”引出，“寒浪”是虚喻，“碧涨”是实写，前虚而后实，意脉不断，运意十分灵活。
“脉脉”二句，更是传神入化之笔。作者赋予雨后荷花以人的风韵和感情，它含情脉脉，泪珠脸，有情有思。这个比喻中的荷花已跳出物象，“红相向”三字，似写朵朵红荷，曳相映，实写荷花带雨，向人脉脉欲语；人带泪珠，对之黯然神伤。是花是人，迷离莫辨，已达到物与人交融、浑然合一的境地。
结拍二句，时间由午后过渡到夜晚，写新月初上的景象。作者于依托明月遥寄相思的传统作法上，又自出新意，别开境界。“绿云”明指夜空浮云，暗喻女郎乌发。“新月”傍云而上，尤如女郎愁眉，蹙于乌发之下。新月弯弯，犹似愁眉。作者运用双关的委婉手法，既借月夜之景，抒写怀人之情；又避开对形象作直露的绘形勾貌，而是以新月状人之愁眉，通过景物的暗示性和象征性，使情与境谐，气氛浓重。
此词情景相生而又契合无间，设喻新巧而又隽永传神，具有独特的意境，充分体现了小晏词“词情婉丽”、“曲折深婉”的特色。
《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