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思妇凌晨在梦中被莺声唤醒，远忆征人，泪流不止。“梦”是此片的关节。后两句写致梦之因，前两句写梦醒之果。致梦之因，词中写了两点：一是丈夫征戌在外，远隔千旧，故而引起思妇魂牵梦萦，此就地点而言；一是整整一个春季，丈夫未寄一封家书，究竟平安与否，不得而知，故而引起思妇的忧虑与忆念，此就时间而言。从词意推知，思妇的梦魂，本已缥缈千旧，与丈夫客中相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这是何等的快慰，然而树上黄莺一大早就恼人地歌唱起来，把她从甜蜜的梦乡中唤醒。她又回到双双分离的现实中，伊人不见，鱼鸟音沉。于是，她失望了，痛哭了。
过片三句，写女子在白天的思念。她一大早被莺声唤醒，哭干眼泪，默然无语，千愁万怨似乎随着两行泪水咽入胸中。但是胸中的郁懑总得要排遣，于是就借酒浇愁。可是如李白所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怀愁怨，触绪纷来，只得“无一语，对芳尊”，准备就这样痛苦地熬到黄昏。李清照《声声慢·秋词》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词意相似。唯李词音涩，声情凄苦；此词音滑，似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然无限深愁却蕴于浅语滑调之中，读之令人凄然欲绝。
结尾两句，融情入景，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这旧是说，刚刚把灯油熬干了，又听着一叶叶、一声声雨打梨花的凄楚之音，就这样睁着眼睛挨到天明。词人不是直说彻夜无眠，而是通过景物的变化，婉曲地表达长时间的忆念，用笔极为工巧。
这首词有一个好处，就是因声传情，声情并茂。词人一开头就抓住鸟莺啭的动人旋律，巧妙地溶入词调，通篇宛转流畅，环环相扣，起伏跌宕，一片官商。细细玩索，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韵味。
这首诗是作者早期的作品，早年热衷政治，奋发有为，他的边塞诗流露出爱国主义的思想，具有豪壮的英雄气概。这首诗描写了发生在边陲的一次战斗。“吹角”二句，先从行军写起。凌晨，阵阵号角声，惊醒了正在酣睡的士兵，把他们从梦中催起。于是他们紧张地准备出发，“喧喧”二字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们起床后出发前紧张忙碌的热闹场面。“笳悲马嘶乱”以下四句，具体写战斗的过程。当双方将要遭遇时，敌军吹响了胡笳，战马闻到战斗的气息也兴奋地嘶鸣起来，一个“乱”字，概括了双方即将投入战斗时笳鸣马嘶嘈杂一片的情景，但本句语义的重点在自己一方的“马嘶”。马的兴奋，正说明战士的兴奋。“争渡金河水”的“争”，写出了战士们人人摩拳擦掌，精神抖擞、奋勇渡河，踊跃杀敌的激愤精神。“日暮”二句，写战斗一直紧张地进行着，直到太阳落到“沙漠边”，在那烟尘弥漫的战场上还传来战士的厮杀声，于此可见战斗的激烈。最后“尽系名王颈，归来见天子”写战斗取胜后，将士们凯旋而归的情景。他们歼灭了敌军，擒获了敌酋，把绳子套在他们颈上，然后带回来献给天子，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全诗充满了积极报国奋发向上的情绪，流露了诗人前期较为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爱国热情，具有盛唐边塞诗激情满怀、催人振奋的时代特色。节奏鲜明，语言铿锵，善于抓住事物特点，用凝练的词语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表现了诗人高度的语言技巧。
这首曲子描摹一个失恋者给恋人写情书的情景。作者用两三句话就勾勒出失恋者少情没绪的典型神态，手法新颖别致。
曲子首句按照诗曲见景生情、托物寄兴的习惯思路，先形象地勾画出一幅萧瑟凄凉的深秋雁空图，为下文抒写作情感铺垫。领头字“战”，既可解为寒战、抖索，也可解为挣扎、抗争。“战”字总领全篇，营造出一派秋日肃杀之气。西风也好，鸿雁也好，全由这“战”字的点染，涂上灰冷的色调，赋以情感的分量。
次句写萧瑟秋景所激起的悲秋心绪，“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但作品却故意不直说“伤心事”的具体内涵，而采用了欲擒故纵、跌宕起伏的表达方式。先是“展花笺欲写几句知心事”，打算向知心的人儿写信，这就使人想到主人公之所以见雁伤心，必定与雁能传书的因素有关，其“伤心事”也必然包含在“知心事”中。“欲写”，信纸也已经铺好了，但其结果是来了个“停霜毫”，一字都没写出来。这就产生了全曲的第一层波折。
主人公自言“半晌无才思”，看来此时写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曲中偏偏又出现第五、六句对“往常得兴时”的补叙。“一扫无瑕疵”，生动地描绘了往常行文作曲文思敏捷的程度，与上句“停霜毫半晌无才思”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今昔的这种反差，就形成了第二层波折。
末句又从“往常”返回到“今日”，花笺上终于勉强写了，但只有两个字：“相思。”“病厌厌”与“得兴时”，“两个相思字”与“一扫无瑕疵”的鲜明对照，又构成了第三层波折。“今日个病厌厌刚写下两个相思字”，说明前时的“伤心”，正是深深的离恨与苦苦的相思。
全曲处处曲笔，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显示了主人公相思成愁的心境。大量运用的衬字，则应合了她“病恹恹”的相思绵情。
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