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是叙述李纨一生的际遇：她在年轻时守寡，养大了儿子却赶上贾府败落，晚年时因为儿子做官终于当上了诰命夫人，却又撒手人寰。通过对李纨不幸地同情，对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进行了否定和挞伐。此曲用词生动，字里行间含有讽刺意味，通过前后反转对比，营造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曲子开头两句概括李纨守寡后的一生。李纨“青春丧偶”，夫妻恩情就如镜中之月，自是空有其名。日后儿子贾兰博得功名，自已也得享荣华，但却象梦境般的虚幻。因为即使“戴珠冠，披凤袄”，当上诰命贵妇，“也抵不了无常性命”李纨享荣华之时，也就是她死期临近之日。
作者把李纨归入“薄命司”册子，说明她无福消受“头戴簪缨”、“胸悬金印”这样的荣华富贵。曲子说“古来将相”留下的“也只是虚名儿”，因此李纨是大可不必去盼待“爵禄高登”即儿子得高官厚禄的“梦里功名”的。而“昏惨惨黄泉路近”就是李纨的最后结局。
李纨本是恪守“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妇道的化身，但她却是凄冷寡居，“凤冠霞披”的富贵荣耀也因“黄泉路近”而无多享受，反而落得个“枉与他人作笑谈”的下场。这是曹雪芹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的否定。曹雪芹的这种思想，与续书的所谓“兰桂齐芳”、“休皇恩贾家延世泽”完全不同。
本首诗盛赞书之好处，讲开卷有益之理，极写读书之趣，作者于谦，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诗人。他生性刚直，博学多闻。他的勤学苦练精神与他的高风亮节一样名传后世。这首诗写诗人自我亲身体会，抒发喜爱读书之情，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颇有感染力。
首联说书本好似感情真挚的老友，每日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形象地表明诗人读书不倦、乐在其中。本诗开篇，即以个人读书的独特体会，谈出自己和书本的亲密关系。中间两联，集中写己读书之乐。
颔联是说眼前的书，一读即是无数字，读书之多之快，表现诗人读书如饥似渴的心情，胸中顿觉爽快，全无一点杂念。“直下三千字”，写为书所吸引；“全无一点尘”，写书本知识荡涤心胸，心无杂念。这两句诗使诗人专心致志，读书入迷的情态跃然纸上，也道出了一种读书方法。
活水句，化用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句，是说坚持经常读书，就象池塘不断有活水注入，不断得到新的营养，永远清澈。“东风”句是说勤奋攻读，不断增长新知，就像东风催开百花，染绿柳枝一样，依次而来，其乐趣令人心旷神怡 。
结尾一联，以“金鞍玉勒寻芳客”为陪衬，写出书斋之乐。“勒”为马笼头。“金鞍玉勒”者是富贵公子，再缀以“寻芳客”三字，直是富家浪子。这些人日以寻花问柳为能事，他们和作者是两个不同世界之人，故而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书斋之中别有一个烂漫的春天。以贵公子反衬，显示读书人书房四季如春的胜景。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可谓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美好之情之境，不是玩物丧志的游手好闲者流所能领略的。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三年，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耗费大量民力、财力，最后亡国丧身。因此“隋宫”（隋炀帝在江都的行宫）就成了隋炀帝专制腐败、迷于声色的象征。李益对隋宫前的春燕呢喃，颇有感触，便以代燕说话的巧妙构思，抒发吊古伤今之情。
“燕语如伤旧国春”，目睹过隋宫盛事的燕子正在双双低语，像是为逝去的“旧国”之“春”而感伤。这感伤是由眼前的情景所引起的。君不见“宫花旋落已成尘”，此时春来隋宫只有那不解事的宫花依旧盛开，然而也转眼就凋谢了，化为泥土，真是花开花落无人问。况且此等景象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燕子尚且感伤至此，而何况是人。笔致含蓄空灵，是深一层的写法。
天下当然没有如此多情善感、能“伤旧国”之“春”的燕子。然而“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沧浪诗话》）。读者并不觉得它荒诞，反而认真地去欣赏它、体味它。因为它虚中有实，幻中见真。隋宫确曾有过热闹繁华的春天；而后“一闭风光”，蔓草萋萋；春到南国，燕子归来，相对呢喃如语；这些都是“实”。尽管隋宫已经荒凉破败，隋宫燕却依然年年如期而至。燕子衔泥筑巢，所以那宫花凋落，旋成泥土，也很能反映燕子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燕子要巢居在屋内，自然会留意巢居的屋子有没有人。这些都是“真”。诗人就是这样通过如此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将隋宫的衰飒和春燕归巢联系起来，把燕子的特征和活动化为具有思想内容的艺术形象，这种“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叶燮《原诗》）的境界，增强了诗的表现力，给人以更美、更新鲜、更富情韵的艺术享受。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