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此诗前两句描写了月光下漫步在林苑里的主人公的形象；后两句写受惊的群鸟飞越树林，轻风隔水吹来阵阵花香。全诗描绘了一个有着灵动鸟影、醉人花香的春夜园林，语言浅近、静谧清新。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月光下漫步在林苑里的主人公的形象。春天苑囿，明月徘徊，傍晚在竹子环绕的厅堂里聚会，体现了诗人此时月下漫步的悠闲。
后两句写受惊的群鸟飞越树林，轻风隔水吹来阵阵花香。“惊鸟排林度”，是瞬间的美景，作者快速地抓住了这一景象的韵味，此处也了作者对于外界的偶然事件及瞬间美的敏感性，技巧非常高明。而紧接着的是夜风带来的花香。如此，有着灵动鸟影、醉人花香的地方，一个优美、浪漫的世界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