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侧重于对天神世界的描写。诗人有感而发，由道士夜晚打醮而驰骋艺术想象。前四句写仙界之美，描写吴道士身着青霓袍，腾飞入太空，叩头请求守护天宫的神兽打开宫门，看到的是仙女洗石榴花把白云染成彩云，天帝审阅道士发来的奏章，才知道天下大旱，天气炎热，死了不少人。作者以此展开议论，认为富人平时享尽荣华富贵，这回热死、干死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恨，只是那些寒士书生尚未享受世间的欢乐，就这么热死、干死，实在太可惜，活着的人也会为他们抱恨无穷。这写出了人间之枯荣不等。因此诗人希望能用汉戟招回寒士书生的魂魄，别让他们的尸骨长期被埋在荒草丛中。重人贵生，这是道家、道教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亦是其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之一。从《老子》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 视”，《庄子》所说的“保生”、“全生”、“尽年”、“尊生”，《吕氏春秋》所说的“贵生重己”， 到《太平经》主张的“乐生”、“重生”，以及其它的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西升经》、《度人经》、《悟真篇》等，始终贯穿着重人贵生的思想传统。这首诗写景写事抒情有机结合，用对神仙世界的肯定来否定现实世界。突出仙界之美，为的是反衬“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的人间事实，表面看是写“绿章封事咨元父”的道教科仪，实际上是要揭露社会的不平。“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正表现了道教重人贵生的道教思想。
诗中运用对比手法，使天宫的清丽和人间的浑浊形成巨大反差，在鲜明的对立之中诉说人间的不平，诗人明知道士打醮是虚妄的行为，不过是随感而发，揭示出京城炎热疠疾作祟、百姓遭殃的情状，也反映出寒士的遭际。诗人将扬雄比况自己，诗思归结到“寒士”身上，最终表达的是感士不遇的普遍主题。
此诗开头气势凌厉。蜀汉雄壮的铁骑，高举着绘有熊虎和鸷鸟的战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速北进，威震中原。“高压”一词本很抽象，但由于前有铁马、云雕、柳营等形象做铺垫，便使人产生一种大军压境恰似泰山压顶般的真实感。“柳营”这个典故，把诸葛亮比作西汉初年治军有方的周亚夫，表现出敬慕之情。三、四两句笔挟风云，气势悲怆。“天晴杀气”，既点明秋高气爽的季节，又暗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紧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灾难却降临到诸葛亮头上。相传诸葛亮死时，其夜有大星“赤而芒角”，坠落在渭水之南。“妖星”一词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
前四句全是写景，诗行与诗行之间跳跃、飞动。首联写春，颔联便跳写秋。第三句写白昼，第四句又转写夜间。仅用几组典型画面，便概括了诸葛亮最后一百多天里运筹帷幄、未捷身死的情形，慷慨悲壮，深沉动人，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温庭筠诗本以侧艳为工，而此篇能以风骨遒劲见长，确是难得。后四句纯是议论，以历史事实为据，悲切而中肯。
诸葛亮竭智尽忠，却无法使后主刘禅从昏庸中醒悟过来，他对刘禅的开导、规劝没有起什么用。一个“空”字包蕴着无穷感慨。“不由人”正照应“空寤主”。作为辅弼，诸葛亮鞠躬尽瘁，然而时势如此，他实在难以北取中原，统一中国。诗人对此深为叹惋。诸葛亮一死，蜀汉国势便江河日下。可是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像已无言可说，无计可施了。这是诗人从面前五丈原的诸葛亮庙生发开去的。谯周是诸葛亮死后蜀后主的宠臣，在他的怂恿下，后主降魏。“老臣”两字，本是杜甫对诸葛亮的赞誉：“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用在这里，讽刺性很强。诗人暗暗地把谯周误国降魏和诸葛亮匡世扶主作了对比，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到后主的昏庸和谯周的卑劣了。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反而收到了比痛骂更强烈的效果。
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前半以虚写实，从虚拟的景象中再现出真实的历史画面；后半夹叙夹议，却又和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它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褒贬之意。末尾用谯周和诸葛亮作对比，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系蜀国安危于一身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敬仰。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