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注释
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
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
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
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
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设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
外衢：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
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
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
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
沽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
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
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
上阕说作者隐居在山水云间，夜来趁着明月垂钓，无比闲适。下阕说自己头发未白，耳朵还不聋，还很能喝酒，还当身强力壮，只是在这重重云山之间，谁能陪我喝酒呢？
这是诗人描写放浪渔隐、泛舟 垂钓的生活环境，表现了一种闲适自得之趣。蓝天浮游着层层白云，地面纵横交错着湖泊、溪流。水照碧空,云映水中，天光水色上下互融，诗人就生活在这碧水白云中间，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
南朝吴迈远有《阳春歌》，梁沈约有《阳春曲》，此诗为李白拟前人之作。此诗写帝王宫中的享乐生活，隐含对帝王荒废政务的讽刺。前六句写景，后六句叙事。写景为叙事烘托环境。“飞燕”、“紫宫夫人”非专指。
此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迭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浅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一往而情深。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溢乎辞，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晏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是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所云“其痴亦自绝人”。
结句非同凡响，抒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说似谁”，犹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晏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交暂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依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浅情人”反衬小晏相思苦恋之情，无奈和遗憾。
此词为作者词中别调，语极浅近，情极深挚，在朴直中自饶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词人用情之深。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