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这是一首抒情诗，描写诗人在凝视那一轮明月时的感怀：似有一丝喜悦，一点慰藉，但也有许多的愁苦涌上心头，如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坎坷等。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与境谐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极为平淡的文笔勾勒出一幅孤清明月图，此时的明月很是寂静，甘心悬于秋空，也不霸道，只是将光彩照到晶莹的露水上，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淡如水的关怀，就如诗人与明月有着一层微妙的关系。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这是极好的动态描写，惶诚惶恐的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而飞萤早巳随灯光飞人寻找它的寄托。这是对比的描写，在此写法之下，真切地感受到惊鹊的彷徨与恐惧，诗人正也如它，在众人欢聚的夜晚却不知何去何从，又得流连徘徊。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更是加深了这一孤清的意境，在庭院中稀疏的树影中，在邻家急急的夜杵声中，他更显得形单影只，骨子深处的孤独更是无处逃逸，全部涌上心头，强烈而含蓄。

　　于是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第七句的“佳期旷何许”的感叹，以后便是最后一句的“望望空伫立”。冷清凄凉的庭院里，唯有他一人久久伫立、沉默，不愿离去。描绘了一幅凄凉幽冷的环境下，一人孤单只影远望的画面。

　　通读整篇，发现并无任何用词新奇之处，但妙就妙在这意境的成功营造。诗人以流水般流畅的文笔，以“明月”“惊鹊”“寒影”等一组意象画出了一幅别样的孤清月夜图。徜徉其中，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思痕，触摸到他跳跃的文思，听到他的叹息。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