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王侯们的责备定当服从,容忍司马之位我日增悲愤。
计“堕三都”孔子逃离鲁国,周朝大礼我无力振兴。
陶潜隐居避开尘世的纷争,人世间到处是香烟燎绕的佛灯。
不要以为施舍金钱就是佛道,弘扬佛道还需懂得“无灭无生”。
注释
侯门:指显贵之家。借代朝廷。
辞,责备。
服:顺服。
去鲁:指孔子离开鲁国。
家山:家乡。
五柳,陶潜自称五柳先生,这里指躲进佛道以避世。
无生:佛教语,指万物的实体无生无灭。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
鬓发已白的夫妇,活泼天真的孩子;似雪的梨花,朦胧的柳树;还有荆门上的犬吠,茅茨上的燕语,一幅天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美丽画卷:人与人和谐,物与物相融,各安其位,自然和谐。更有意思的是那桑柘树上荡着秋千的孩子,梳着发髻,插着花枝,闲适、快乐,却被我这路人吸引,她好奇的顾盼,眸子里的疑问,只因我在摇头晃脑地吟诗。江山一片秀,温暖在心头。这是作者眼中的美,不仅美在景,更是美在一片和谐的人间之情。作者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和一片生机盎然的农家生活情趣。
这支曲子所写景象喜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平民意识。此曲抒写作者于清明前的寒食节在新野道中看到的农村初春景象。开头三句是写农村的自然风光。接着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悠闲生活。“桑拓”两句是写农村孩子们的快乐生活。最后三句是写作者看到这些迷人的景象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转眄移时”,在马上不住吟诗称颂。
此诗抒发了作者蒙冤受屈后的孤栖之苦、愤懑之情和对妻子的深沉怀念。
首联写夜深难眠,以景写情。“疏星耿耿”,明写星光幽冷,暗写狱中对月。月明星稀疏星耿耿,只有几颗晶亮的星星发着清光,只有对月时才可见。但诗人没有直接写对月,这主要是为了突出“逼人寒”。寒气逼人,说明季节已是深秋,时间已是深夜,内心的凄苦和气温的寒冷互为作用,一个“逼”字尽传精神。“清漏丁丁”,丁丁之声清晰可辨,夜静无哗,愁人失眠;这漏声敲击着诗人的心扉。“画角残”,画角声残,其声如呜咽哀鸣,且暗寓夜深之意。这一联取星、漏、角等物,从空中写到地上,从远方写到近处,以形象、声音气温诸方面来渲染狱中凄冷的气氛。
颔联写冤苦不尽,以态写情。一写“泪”,久系狱中,辛酸的眼泪已同那无边无际的愁苦流尽了。说“尽”,意为不尽的泪水已完了,显示了愁苦之深,实为说愁不尽泪不止。一写“醉”,以酒浇愁愁更愁,醉中看月,一片漾胧,是醉眼惺松,也是泪眼模糊,身陷囹满腹愁怨,无处申说,无法辩白,只有将无尽哀苦倾向天边月亮。因“泪”而要以酒解愁因“醉”使泪更无法遏止。诗人没有写呼天地的呼叫,也没有写滔滔不尽的诉说,只有流泪、酒醉之态,充分流露出苦情深衷。同时,醉中看月,拓展了诗人思想翱翔的空间,引出了下文的两层具体的叙写。
颈联写处境艰难,以喻写情。一是借栖乌绕树喻被囚之苦。曹操《短歌行》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说栖鸟无枝可栖是讲自己无所依托,诗人于此则进一层说在冰霜苦寒的环境中,乌鹊无处可栖,自己只有蹲在这冰冷的监狱中。一以哀雁喻自己有家难归。雁南来北往,有一定规律,哀雁为失群的雁,要想南归可是关塞阻断,十分艰难。诗人以哀雁横天的景象,喻指自己流落他乡,有家归不得。“栖乌”、“哀雁形象本身就传达出令人心悸的情味。“冰霜苦”言狱中苦况,“关塞难”言途中险阻,既反映了诗人囚居的艰苦生活,也表现了对蒙冤的怨愤之情。
尾联写想念家人,以思写情。诗人狱中望月,举头见雁,其思想飞越关山,回到自己的家园。“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故园”指作者家乡山东莱阳,“长安”借指北京,诗人不直说自己思念家中的妻子儿女,而说家人梦中应到自己这里,这就如杜甫《月夜》中所写“今夜州月,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餐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从对面写来曲折宛达。由此适见其思念之深,且楚楚动人,别有韵味。这首诗以明月作为情感的触媒,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
此诗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围绕着《狱中对月》的诗题,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叙写,又处处紧扣着怨愤之情,由于取景典型,用喻贴切,刻画入微,想象合理,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余味不匮。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