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注释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谟:谋划。
范:法,原则。
隤(tuí):跌倒。
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
彝(yí):常规。
伦:人伦。
《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殄:灭绝。
向使:如果。
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
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难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颂: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谪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上阕写景,描绘出一幅有树有花,色彩鲜明的山野行军图。“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开篇交代作者已经离开临安向东阳出发。“扑面征尘”描写环境的恶劣,气候干燥,而且路途遥遥。“香篝”是古代的熏笼,“水沉”即沉香。笼里的香料已快烧完,暗指已经行路很久,也说明路途之遥远。同时,“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接下来的两句,词人描写周遭的景象。“山无重数周遭碧”是仿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所作。身边的山脉层层叠叠地排列。路旁的花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花,而只是一些山间野花,但是却盛放得分外妖娆。一个“碧”字,说明此时行军人是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里,而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格外娇艳绚丽。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词人置身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情一片大好。
下阕描写生活画面。“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行人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指穿着戎装的战士们,因为衣着威风,气势雄伟,所以容易辨别出来。士兵们伴随着一声声骏马的啼叫声前进着,飘扬的红旗已经越过小红桥。这三句写的是队列前进的情景。不难想见,此时作者是骑马走在队列的后面,所以才能清楚地看到行军的战士和队首“旌旗”的方位。与和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很像,不过两者表达的感情则是大不相同。辛弃疾的词表达他们一路前行的欣喜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欣赏,也有对目的地的畅想,而杜甫的诗则是描绘家人送入伍战士的场景,显得很凄凉。
“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在此之前,整首词一直呈现的是一种欢快的情调,可以感觉出作者很喜欢这次旅程。虽然辛弃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但写此词时,正是辛弃疾“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机会为国效命,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这个“愁”字应理解为他寻觅“相思句”构思过程中苦恼的“愁”。正因为这样,他只顾聚精会神地思索,不知不觉中才“摇断”了马鞭的“碧玉梢”,这抑或是用力过猛,抑或是打在什么东西上,写得极传神,极形象。正因为词人认真思考,所以才一味地摇着鞭子前行,以致“摇断吟鞭碧玉梢”,这一句也形象表达出词人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
全篇风格委婉,和作者一贯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描写的景物却是相当地清新自然,生机盎然。碧绿的青山,盛放的野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