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

　　刘熙载在《艺概》中称温庭筠词“精妙绝伦，然类不出乎绮怨。”这首《菩萨蛮》写的就是一个独处闺中的女子春昼睡起后的生活情态。上阕纯写时节景物，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下阕描写在这种环境薰染下女主人公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上阕纯写时节景物。

　　作者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而于其略露人情。“愁闻一霎清明雨”一句是上阕的关键，说“闻”即有人在，而且是“愁闻”，更透露出人情。前后三句的景物，都是“愁闻”的人感受到的。从下阕首句看，其人闻雨是在床榻上，并是被雨惊醒的，闻雨而愁，是下意识的惜春之情的流露。首句先从景物表明时节。柳絮飞于春暮时。“轻絮”前用一“堆”字形容花絮清积之厚，在杨柳树多的地方即有这种景象。次句明言节候。“一霎”的雨是阵雨，下面两句即是阵雨后的景象。

　　“雨后”二句写暮春阵雨后的光景：雨余气清，斜阳照射，清花犹香，一切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总的给人以凄艳的感觉。“却”字为倒转之意，雨与阳光乃是相反的气象，而“雨后”即出现“斜阳”，故用一“却”字表示感觉的特异，亦有助于对整个境象的新鲜之感。雨停下来了，天空中出现斜阳，只见那零清的杏花，依旧散着芳香。但清花之香给予人的并不是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

　　下阕描写主人公的情态，在这种环境薰染下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无言”二句为午睡初起的表情。“无言”二字可见主人公冷寂的心情，也可看出她是独处香闺的。“匀睡脸”则是由冷寂心情产生的懒散容态，只是略匀面脂而未着意梳妆。

　　“枕上”句是对睡处的回顾，只淡淡地把屏、枕物象略提一下，暗露主人公从起身后离开屏枕时感到的空虚心情，也是产生“无言”句那种表情的环境气氛，因为在这样的处境中，人自然地要懒洋洋的了。“屏山”是床畔的掩蔽物，即屏风。这里只提“枕上屏山掩”，因起身后枕上空虚，最是关情。

　　末二句以主人公之黄昏无聊，觉光景人情，一片黯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生查子》），黄昏时候人世间有多少浪漫故事发生。她也是人，也有爱情婚姻的要求，她的那颗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便无聊地起身依门张望。至于是望谁，能否达到目的，词中没有说，留下了悬念。此词上阕所布设的时节景物，如堆絮、清花、愁雨、斜阳，与下阕描写人的活动如无言匀脸、无聊倚门，情境同此索寞，互为表里，可见匠心。

　　李白著名诗篇《玉阶怨》，也是写富女秋怨的。两者结合读，更能体会个中滋味。

　　前两句以著名的隐士和诗人陶渊明比拟孙明府。陶渊明住宅前有五棵柳树，因此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五柳先生。他曾经一度出任彭泽县令，因为不习惯于遵守官场礼节，厌倦世俗礼法，很快就辞官归隐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五柳先生的生平境况，实际上作者却只是灵活地运用了陶渊明这个典故，暗指孙某之出任明府，也不过是偶然的事，终究还是会如陶渊明一样，弃官归隐的。

　　第三句写其见月思归，月挂中天，千里可共，故对月而思异地或家乡的月下亲友，乃是人情之常。作者特地用一个“秋”字点明了创作诗篇时的时间，让人立刻就联想到了中秋节，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中秋节的月亮更是代表着一股特殊的感情。古典文学中，月亮已成为一个传统的意象，象征着亲人团聚，家庭团圆，这种意向所代表的感情，在中秋节尤为突出。在前面读过的许多诗中，已经屡见，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千古名句，比比皆是，与之相比，这一句乃是平淡无奇的常语，但接以末句，则成为点睛之妙。由于自己思乡，起而开笼放鸟，构思出人意外。这就连平淡无奇的上句也显得非如此写不可了，若不是见月思乡，怎么又能联想到白鹇了，所以说，上句为下句的巧思作下了坚实的铺垫，这一拙一巧，对比鲜明，反差之下，真情流露，更是突出了作者创作的深厚功力。白鹇关在笼中，孤单清冷，作者由自己之思乡，想到白鹇之寂寞。万物皆有归宿，生灵都有真情，既然自己与家人相隔千里，不能团聚，何不成全其他生灵回归故乡呢。这里写孙某对白鹇的同情，为它设身处地着想，事实上却是以物喻人，“放白鹇”这一件小事，却暗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便是作者对孙某的同情，这一层意思从孙某所作的《怀旧山》诗中可知，从作者创作的意图亦可知，这层意思，在此得到了升华。第二层，便是作者对自己的同情，诗人的眼泪，一半为所写的对象而流，另一半则是为自己而流，作者多年羁旅他乡，思乡之情犹盛，作者又何尝不想做一只白鹇，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呢？

　　开篇二句“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点明从军远征的目的。作者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这次出征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因此，他对这次从军出征抱有很大的希望。一个“遐”字、一个“讨”字，写出了这次出征的浩浩荡荡、堂堂正正，显现了诗人内心的艰巨感和自豪感，从而为作品奠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基调，并成为全诗的主旋律。

　　然而诗人并没有立即从正面抒写自己的豪情壮志及令人神往的战斗生活，而是笔锋一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沿途的景物。“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这二句既写出了从军生活的紧张气氛，又写出了因离家愈来愈远而产生的一种惆怅感。“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是诗人思乡之情的自然流露。不仅如此，秋风中蟋蟀的哀鸣，暮霭下孤鸟的乱窜，更增加了内心的凄凉与悲伤。诗人把暮色中的行军、夕阳下的桑梓及蟋蟀、孤鸟等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这样的景物描写，融情于景，以景写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浑融一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面对如此凄凉景象，诗人的感受是：“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离情别绪，人皆有之，而出征的将士则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横尸疆场，即便能侥幸生还，也很难保证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生离死别的痛苦不能不咬噬他的心灵。为了排遣悲伤的情绪，诗人“下船登高防”，登上高高的河堤，久久地凝望着远方的故乡，以至被秋露打湿了衣裳。登高不仅没能销忧，反而感到一股寒意阵阵袭来，感情的浪涛不停地在胸中翻腾，无法遏制。“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柔肠寸断，难以成眠，甚至连个说心里话的人也没有。诗人好像被孤独、寂寞的气氛所包围，跌进了痛苦的深渊。这可以说是思妇游子的一种共同的心境。作品以简洁、朴实的语言，形象地勾画出抒情主人公悲怆难抑的情态。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志士，决不会长久地沉溺在儿女之悲中。因此，诗人笔锋又转，唱出了时代的音响：“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将作者从沉溺中惊醒，也如狂飙突起，喷泻出慷慨激昂的情怀，悲伤、低沉的情绪荡然无存。在国事与家事，事业与私情的天平上，作者作了理智的抉择。

　　慷慨悲凉，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色，该诗就体现了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很善于运用感情起伏的反差，来突出内心的激情，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品先通过景物描写，创造出一个典型的艺术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诗人孤寂、凄凉、悲愁的心境，使诗歌的情绪跌入低谷。接着急转直上，又把情绪推向高潮：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可以说，这种落差越大，就越能突出诗人慷慨豪迈的情怀，也就越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