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

　　这支小令写农夫渴雨，用农民的口吻来写，极为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年年牛背扶犁住”，是说农夫们终生从事农业，以此为生。但是正当农作物抽穗扬花最需要雨水之时，天公却不作美，久旱不雨。他们盼望雨水救活庄稼。但天象却呈无雨的征兆，使人着急。作者心情与农夫一样，遥望长天，希望有一片闲云或许会降下甘露。这是他内心真诚的祈求，表现出他关心人民疾苦与农民同喜忧的精神。

　　此曲由农夫眼中看出，口中说出，这种设身处地，直接反映农家生活与农民的思想情绪的作品，在整个元人散曲中诚属不多，难能可贵。因诗人体察农夫生活的艰辛，理解他们的心愿，才能对他们有如此真诚的同情。 [3] 

　　“年年牛背扶犁住”即“年年牛背扶住犁”，因押韵和平仄的需要改动了语序，却因此使全句显得圆融老到。这一句通过跟随牛后把犁的画面，洗练而生动地塑造了田间耕作的“农夫”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年年”为下句的“近日”作出铺垫，农夫年复一年辛劳耕田，种种苦恼都安然忍受下来，而近日却“最懊恼杀”，可见非同小可。三、四句写出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稻子恰待抽穗扬花，偏偏却逢上天旱，以至于农夫“渴煞青天雷雨”。短短四句，就已缴足了题目的含意，勾起了读者的关心与同情。

　　然而上半段只能说是交代了一个大的背景，“农夫渴雨”究竟渴望到怎样的程度？〔幺篇〕便就此进行了点染和生发。作者选取了农夫仰望天空的镜头。此时夕阳已下，残霞满天，俗谚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显然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违农夫的心意。全句以一个“恨”字领起，显示了农夫的失望。这“残霞”还在飘散变化，然而不久就渐渐消隐于南天。作者不直言它的消失，而用了“截断玉虹南去”的曲折表述，暗示农夫一直在残霞中寻觅着“玉虹”的踪影，也就是说，在期盼着出现降雨的征兆，然而残霞“截断”了这种可能。“截断”二字，带有毫不通融的决绝意味，呼应了前句的“不近人情”。这两句虽是贯联一气，实却包含了农夫目睹残霞从出现到消失的漫长过程。作品至此并不结止，又继续生发出余波，这就是最末两句。“望人间三尺甘霖”，望是盼望、想望，“三尺甘霖”自然是子虚乌有。然而“三尺”又说得如此具体，可见这是浮现在农夫脑海中的幻影，说明他还在痴痴盼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天空凝起一团云朵！“看一片闲云起处”，云是闲云，起是初生，这云是否有所作为、能不能化为“甘霖”，作者皆无交代，只留下渴雨农夫“看”的剪影，也为读者留下了悠长而深重的余味。

　　这支小曲纯用白描，层层生波，细腻地表现了农家甘苦的一个侧面。下片〔幺篇〕中连用“残霞”、“玉虹”、“甘霖”、“闲云”四种表示天象的词语，却有实有虚，令人玩味无穷。冯子振的《鹦鹉曲》，是在京城听歌女演唱白贲的《黑漆弩（即鹦鹉曲）·渔父》后，因友人提起此曲曲牌格律严格难循，而有意和作的，他运用各种题材，前后步原韵共作了四十一首。在声律与韵脚的限制中信步游行，可见作者不凡的才情。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记载：“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这段话颇能道出晏殊富贵词的独特风格。这首词前五句描写景物重在神情，不求形迹，细节刻画，取其精神密契，不在于锦绣字面的堆砌，而在于色泽与气氛上的渲染，故能把环境写得博大高华，充满富贵气象。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既不是伤春女子的幽愁，又不是羁旅思乡游子的离愁，更不是感时悯乱的深愁，而是富贵者叹息时光易逝，盛筵不再，美景难留的淡淡闲愁。

　　劈头“小阁重帘有燕过”点出环境与时令。此句看似平淡，实乃传神一笔，有破空而来之势。这匆匆一过的穿帘燕子，莫非是远方使者，给帘内入传递了春将归去的消息。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枚小石，立刻泛起层层波澜。一下子打破了小阁周围宁静的空气，起着沟通重帘内外的作用。阁中人目随燕影，看到“晚花红片落庭莎”。原来时已暮春，庭院满地落红。“晚”，一指傍晚，朝花夕谢，形容落花的时间，一指晚春，花事凋零，形容落花的节令。春末多雨，更兼庭中少行迹，满庭莎草已是一派浓绿。“红片”与“庭莎”，绿肥红瘦，相映成趣。“曲栏干影入凉波”，庭院中池边的曲曲栏干，倒影于池塘碧波之中。“凉波”的“凉”既是时已入暮，池水生凉的真实写照，又是个中人此时此地心境凄凉的折光反射。

　　以上三句写的是帘外景物，从视觉所及落笔。“重帘”、“过燕”、“晚花”、“庭莎”、“曲栏”、“凉波”诸意象所组成的画面，其色泽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动或静，使整个庭院呈现出一片凄清冷落。虽然主人公尚未露面，但他的处境、心曲，已跃然纸上了。片两句由帘外转入帘内，从听觉着墨，写阁中人的感受。“一霎”、“几回”乃互文。虽说是“好风”、“疏雨”，小阁里的人却听得分明，感得真切，可见环境是何等的静，人是多么孤独。

　　上句“翠”、“生”二字，一为冷色，一为动态，这种化虚为实的描写，把周围的景物写活了，给人以质感。好风入槛，翠幕生寒，孤身独处，情何以堪。下句“圆荷”即荷叶。疏雨滴在嫩绿的荷叶上，声音本是极细极微，但偏偏阁中人却听得清清楚楚。帘外之凄清冷落如彼，帘内之空虚寂静如此，这一切本是足以生愁了，何况又值“酒醒人散”之后。末句以情语作结，总束全词，兴起感情波澜，似神龙掉尾，极有跌宕之致。

　　结句抒发的亦是富贵闲愁。前人评晏殊词圆融平静，多富贵气象。晏殊自云：“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悦其气象。”此词可见一斑。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