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皇帝不久就要率领百官去东郊祭典,而我就像被贬长沙的贾谊又过了一年。
汉帝刘恒曾经在宣室向贾谊请教过鬼神的事,我即使写成典籍,滞留周南却无法送达皇帝面前。
注释
皇舆:天子坐的车。
釐事:指鬼神与幸福吉祥方面的事情。“釐”同“禧”。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自宋以来,不少正统词论家指责柳永的俗词,因为这些“淫冶讴歌之曲”不合封建社会道德和正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历代词选很少收录这类词。其实只要不具艺术偏见,仔细研读柳永俗词便不难发现,它是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正如这首《驻马听》,它是柳永词中专写男女别离相思的一篇,通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完全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俗套,采用直言的方式来抒情。全词写得直率明快、真情洋溢、深挚感人。
整首词采用线型的结构,按照情节的顺序从头写起,层次清晰。上片纯属忆旧。“凤枕鸾帷”三句是写词人沉溺于往日甜蜜爱情生活的回忆里。这段幸福的生活虽只有“二三载”,在整个人生旅程中是短暂的,却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般的和谐而令人难忘。“良天好景”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词人为留住这份恋情而小心尽意的情态,一“良”一“好”,写出了相聚时光的美好;一“深”一“多”,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恋情深。“奈何伊”三句转而写女子的性情和骄纵,这又是紧承上一层意思而来,正因为词人的“尽意依随”,才使得妻子放纵恣肆,撒娇任性,有时简直无法忍受。接下来,“无事孜煎”三句,重笔渲染相恋双方时时因琐事而生纠葛,但终因情意绵绵不忍分离。“怎忍”二字写出了词人依依不舍的情态,”分离“二字又为下片写离别后相思之情做铺垫。这一串直言不讳的回忆,平中见奇,层次井然,章法分合有序,给人以曳生姿的美感。
词的下片转而伤今。“而今渐行渐远”二句,紧承上片而意脉不断,一个“而今”便将全词由忆旧转为伤今。“远”字加大了空间与情感的距离,三个“渐”字,以细腻的笔触极为准确地变现了词人渐行渐远,愈加难以抑制对所爱的相思之情,“虽悔难追”则写出了懊悔轻别而又已然分别的矛盾和无奈。这两句虽只有十二字,却交代了词人此刻的处境、心情,含蕴深厚。根据这种情形,即使寄去消息,终究也是白费。分别的双方固然可以飞雁传书,但接下来词人却否定了这种做法,“漫寄消寄息,终久奚为”,分别用了“漫”、“奚为”等词,委婉地道出了唯有相聚方能解相思之苦。“消息”两字分用,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拟重论缱绻”承接上句,直写自己有意和妻子复合,已不再似前句那般委婉。“争奈翻覆思维”写词人反复思考,“争奈”表转折,“翻覆思维”为下文作铺垫,说明词人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随后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这几句丧气话,表面看来有点煞风景,但实际是一个久经忧患者对人情世故的清醒认识,是情感和哲理的巧妙结合。
柳永的这首词在写法上颇具特色,同是思慕爱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国风·秦风·蒹葭》)是含蓄的写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是直露的写法。柳永的这首词就是“辗转反侧”式的,而且更加赋化,更加直露,更加一览无遗。写尽了他对所爱的种种相思。他和前人写男子思恋反托女子口吻,且要借助高远意象,如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同,也和同时代的词人,只是点到为止,随即便借助深邃的景语宕开,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同,他只以自己的口吻直露地抒情,一泄无余,一吐为快。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诗中虽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虚怀若谷的心境。
诗的前三句着力在炎热的夏天描绘出一派清幽的世界,以衬托午睡的舒适。
第一句写午睡的场所,“深深”说明别院深幽寂静,因为寂静,而感到了“清”,体现出物我之间的通感,使人直观地感觉到在这里午睡的宜人。
第二句写院外的环境。院内屋中是一味清凉,窗外榴花盛开,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可以想象,诗人躺在席子上,榴花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带有催眠的作用。
第三句把上两句所说加以综合,点出中午这个时间,说庭院深深,午时也绿阴遍地,凉意沁人。通过上面三句,午睡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可接手写午睡了,诗却一下跳开,直接写梦醒,用笔灵活。梦醒后宁谧,又通过不时传来断续的莺声来反衬。睡醒后恬静舒适,睡觉时恬静舒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诗人想表现的“夏意”。
全诗四句,围绕午睡写。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不直接写午睡,而午睡已包含在其中,用笔活泼跳脱。诗又句句切合夏日,不断利用色彩来表现景物,表达诗人满足的心情,与夏午本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表现手法尚有三点可注意:
笔致轻巧空灵:写庭院,落墨在深深别院;写榴花,则施以帷帘;写绿树,从清阴看出;写黄莺,从啼声听得,句句从空际着笔,遂构成与昼寝相应的明丽而缥缈的意境。
结构自然工巧:诗写昼寝,前三句实际上是入睡前的情景,但直至末句才以“梦觉”字挑明,并续写觉后之情景。看似不续,其实前三句清幽朦胧的气氛句句都是铺垫,而“日当午”一语更先埋下昼寝的伏线,待末句挑明,便觉悄然入梦,骤然而醒,风调活泼可喜,避免了质直之病。
风格清而不弱。唐代常建的《题破山寺后院》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形象与此诗一二句相似,但常诗写出世之想,寂灭之感,这首诗洒脱不羁。欧阳修称舜钦“雄豪放肆”((祭苏子美文》),故虽同写清景,却能寓流丽俊爽于清邃幽远之中,清而不弱,逸气流转,于王、孟家数外别树一格。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