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这词写得极其凄惋，感伤成分浓厚，可是读后并不感到消沉颓丧，反而被其流注于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引起共鸣，寄予同情。一方面，与专主情致的悼亡之作有关。这类作品，因受题材—家常琐细，写法—今昔相比的制约，类多追思往事，叙写梦境，或表哀思，或诉衷肠，字字句句，无不从肺腑中出，以是感情真挚深厚，语调委婉低回，故尔极饶情致，扣人心弦。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发端两句，看似平淡，实最沉痛。“吹梦无踪，”有两种含义：一是说正在做着好梦。梦中相见，互诉衷肠，两情缝蜷，分外亲昵。孰料五更时分一阵凄风突然袭来，把好梦吹散，致使梦中情事，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依稀恍惚，了无踪影。一是说在漫漫长夜中，二更、三更、四更都悄悄地过去了，直到五更天将亮时，凄风透过帘幕吹进室内，一股寒气直扑过来，人被搅扰惊醒，整整一夜，压根儿没有进入梦境。

　　醒来之后，只觉形单影隽，枕冷袭寒，空荡荡一无所有。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正如小晏所说:“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阮郎归》）所以如此，乃缘“帘外五更风”在作怪。“五更风”最会捉弄人，秦少游就曾被它捉弄过。《如梦令》云：“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归路。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小别轻分，秦七尚感了无意绪，那死生异路，幽明永隔，除梦里有时相见，别无他法，然而“和梦也，新来不做。”则词人凄苦之情，又该怎样。这两句，实是一种不胜惋惜而又无限憎恨极其沉痛的呼唤。此中情意，在下面几句中，表达得更为深刻。

　　词人醒后，抬眼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画楼”打入脑际的，便是“重上”。因为在封建时代，妆楼与闺阁，是贵妇人主要活动场所。诸如登楼远眺，凭栏共语，饮酒赋诗，挑灯研读，都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而这些闺帷韵事，唱随之乐，如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一提及“画楼”，不期然而然的会发出“与谁同”的感慨。“与谁同”这一问，既说明词人正处于载独无依的境况中，同时还倾吐了重上时必是孤单单地无人相伴。个中滋味，与另词《御街行》“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所表达的情怀相一致。同样问得深沉，悲切，任何人读了，也会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记得玉钗斜拨火”二句，很明显是从“画楼”而忆及的闺中韵事之一。人的常情，越是在孤寂与痛苦之中，人们越是会常常忆起过去印象最深、极饶情趣的琐事，希望从饱含幸福与辛酸的回忆中，得到一点安慰。如前所述，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在金兵入侵前，朝夕相处，研究学问，日以继夜，乐此不疲。“玉钗斜拨火”这节的描写，正是对那时美好生活的追忆。“斜拨火”这一动作看闺帷中温卑的意趣，把人物形象活画了出来，使读者仿佛看到词人正手执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连她那兴致勃勃、心情欢快的神情和心灵手巧、娴熟利落的举止，都能体察得出。对当事人来说，这印象实在太深了，时刻不忘，恍如昨事。“记得”二字就表达了这种情意。而人们也能想象到：他们夫妇俩当年点着篆香，相对而坐，望着升起的烟柱，嗅着散发的芳香，冥思遐想，意会神谋，安定闲适，怡然自得的欢乐情景。“瑞脑香消魂梦断，”那一切的一切都象燃着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如同被吹散的梦一样，无影无踪，莫可追寻了。“宝篆成空，”份量极重，决不是小别轻分时“香冷金貌”、“瑞脑香消”所能比拟，简直可以说“万事皆空。”

　　过片“回首紫金峰”句，上承“画楼重上”而来。“回首”一句，自是载独无依，东西漂泊。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在词人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一思及，总想从这里找回什么，以慰愁怀，然而眼前所见，却是“雨润烟浓”水气云腾，烟雾弥俊，笼翠峰峦，挡住视野，看不到中原大好河山和可爱的故乡，那亲人“千里孤坟”上已拱的墓木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悲从中来，愁思起伏，恰如紫金峰前大江汹涌，滚滚东流，不可遏止。

　　“一江春浪醉醒中，”所蕴蓄的愁思，.不仅有己身孤苦伶仃之痛，更多的是国家危难局势飘摇之悲。这险恶的现实和不幸的遭遇，好似一场醒犹未醒的恶梦，噬啮着诗人破碎的心灵。顿使她陷于如醉如痴、迷离恍惚的状态中。此七字蕴义最富，极为含蓄，是全词的警句。陈廷焯说：“情词凄绝，多少血泪，”

　　“回首紫金峰，”故乡邀远，往事如烟，词人不禁清然泪下。

　　“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这句措辞有力，悲中带愤。“留得”一词，与上文“记得”“回首”一气贯通，使全词结构更加显得缜密。“前日泪”是指国破、夫亡、家散等不幸所积累抛下的痛苦之泪。故乡远隔，亲人永别，千言万语，向谁诉说，她只得把满腔悲痛与愤慨所凝成的血泪，从湿透了的罗襟上拧了下来，对着征鸿用力弹去。

　　“弹与征鸿”，化用鸿雁传书事，可与朱希真“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同样设想新奇。但就悼亡而言，则以借用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兄秀才入军》）句意，较为贴切。意思是说望着天际的归鸿，“倚楼无语理瑶琴，”通过琴声诉说凄苦情怀，寄托哀思，柳永所谓“无侈恨一，相思意，尽分付征鸿”（《雪梅香》）、贺铸“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乡目送归鸿”（《六州歌头》），所有词均如此都是这样。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两句，展现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诗句使人想起古诗人笔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意境。这里虽不是春朝，却是同样美好的一个秋晚，一个“清风明月”的良宵。虽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给独处人儿更添凄苦。这种借“清风明月”以写离思的手法，古典诗词中并不少见，王昌龄诗云：“送君归去愁不尽，可惜又度凉风天。”到柳永词则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意味虽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虚设”等等意思，在王维诗中表现更为蕴藉不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别就是十来年，可见“相思”之“苦”。但诗中女子的苦衷远不止此。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两句运用逆挽（即叙事体裁中的“倒叙”）手法，引导读者随女主人公的回忆，重睹发生在十年前一幕动人的生活戏剧。也许是在一个长亭前，那送行女子对即将入伍的丈夫说不出更多的话，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叮咛：“当大雁南归时，书信可要多多地寄啊。”“殷勤嘱”，要求是“数（多多）附书”，足见女主人公盼望期待之急切。这一逆挽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远的时空驰骋，对“苦相思”三字的体味更加深细了。

　　末两句不单纯是个送别场面，字里行间回荡着更丰饶的弦外之音。特别把“归雁来时数附书”的旧话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频有家书寄内，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邮递条件远不那么便利；最初几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难说了。久不写信，即使提笔，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干脆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可见，那女子旧事重提，不是没有原因的。“苦相思”三字，尽有不同寻俗的具体内容，耐人玩索。

　　进一步，还可比较类似诗句，岑参《玉关寄长安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张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岑、张句一样道出亲友音书断绝的怨苦心情，但都说得直截了当。而王维句却有一个回旋，只提叮咛附书之事，音书阻绝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怨意自隐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诗艺术构思的巧妙，主要表现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读者只觉其平易亲切，毫不着意，娓娓动人。这正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