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山词中,恋爱相思之作不多。但他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一旦涉笔于此,便不让前人,其中的少数佳构,可臻周、秦之妙境,俨然是当行本色的儿女情长之作。本篇即其一例。
全词曲折有致而又层次井然地写出了一对多情恋人分别时和分别后的无限幽恨,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深婉清丽境界。作者并没有故作腾挪跌宕和穿插起伏,而只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推移,顺序自然的描述情人离别的过程及其痛苦心态。这使得此词活像一部抒情性极强的小剧。它结构完整,由以下三个优美的场次组接而成:
第一场,分离前的夜晚:酒冷灯青的斗室之中,一对通宵不眠的缠绵情侣;
第二场,依依惜别的清晨:秋雨淅沥,秋风凄厉,鸳鸯分飞,残荷带泪,不胜其哀惋之情;
第三场,分离后的刻骨相思:见雁飞而伤心,睹明月而生怨,始而盼望,继而发愿,终而彷徨,独行独坐,独酬独卧,竟至不可终日……。
这三个部分,细节真实,场面典型,情态生动,脉络清晰,贯串为一个整体,叙事与抒情融合无间,足见作者利用短小凝炼的形式以寄寓丰富复杂情感的高超技能。
我们所说的第一场,即上片的开头三句:“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作者精心择取最有代表性和富于暗示性的事物来烘托离别前夜的凄苦情状。“酒冷”意味着饯别的筵席已放置了大半夜,但因双方心事重重,不断叙离情,而无暇宴饮,因此炙冷羹残,杯中物也久久闲在一边;“灯青”更显出长夜耿耿,四周寂寞,而男女主人公心境之凄凉,愈发不言而喻了。“寸肠相牵”与“夜不眠”相呼应,痴男怨女通宵缱绻的种种衷曲,借此而展现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语淡情浓、言简意丰。
“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三句,比兴兼到,为我们描绘出了全剧中那魂销魄夺的第二场——秋晓分袂。“鸳鸯分飞”,既写凌晨开门惊走池宿鸟的实景,更象征情侣不幸分散,天各一方。“莲”既是池中实物,亦谐“怜”字,表明二人相爱不舍。“红泪”既形容莲花瓣上撒满秋雨的景致,又与“分飞苦”呼应,暗喻二位情人悲泣泪下,甚至渗和着血! 这里由于全用比兴手法,显得含蓄哀婉,毫无沾滞与落套之感。周邦彦《蝶恋花·晓行》中“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与此处所写,是同类场面,但两者一实写,一虚写;一正面展现,一侧面烘托;一用白描,一用比兴;艺术境界各臻妙境。
下片展现全“剧”的第三场,也可以说是尾声。分手后,出远门北上的自然是男方,留下来独守空闺的不用说是女方。下片即专写女方相思之苦与怨恨之深。这又分为三个小层次。首先是遥望北雁南飞而引发联想,怨天意之不公与情人之远去。秋凉了,连大雁都纷纷自北而南,来寻找温暖的落脚处;而人却偏偏向北而去,这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女主人公想到这里,不觉怨情弥天。她遥望远天,不断想着“远如天”的情人,真不知如何来安排漫长的孤栖日子。但想也无益,怨也无益,她只有转而盼望一年以后的重逢。这就是下片的第二个层次:“安排心事待明年。”写到此,一般来说词情已尽,不料下文波澜又起:“无情月,看待几时圆。”这就是说,人事多错忤,预先双方约定的明年相会未必能成为现实。于是女主人公对月起兴,发出了这痛彻心肺的最后一声长叹。月本无情之物,词人却煞有介事地骂它无情。这一骂,无理而有情,充分表现了相思女子曲折复杂的恶劣心绪。这第三个层次,摇曳生姿,使全词产生了有余不尽的韵味。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本篇历叙与王判官聚散行迹,并因世乱而归隐庐山屏风叠。其所以退也,非所谓“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乃报国无门也。
开篇“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二句,飘然而来,写的是公元726(开元十四年),诗人离开蜀中,自湖北顺江而下,在金陵、扬州一带漫游的往事。屈指算来,流光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自己仍然功业无成,一个“昔”,一个“蹉跎”,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俱飘”二句,牵入王判官。自己与王判官分手,就像落叶随风飘散,又像洞庭湖的诸多支派各自流向天之一方。
这一别就是多年。青年惜别,至中年仍未能相见。自己虽曾于公元742(天宝元年),得道士吴筠举荐,应诏赴京,但至公元744(天宝二载),便为谗言所中,而赐金还山。自己于是再次放浪江湖,漫游吴越。这里用了一个“蹭蹬”,蹭蹬者,失道也,反映出诗人政治上失意之后的悲愤心情。
当诗人政治上失意之时,只有美好的大自然能给诗人以心灵的慰藉。那天台山上翠绿的藤萝,剡溪水面清朗的风月,海上变幻的云山,水中清彻的倒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然而置身于山水风月之间。有一件事诗人始终未能忘却,那就是“思君”,时时思念自己的朋友王判官。
李白极重朋友交谊,尤致慨于知音之难得。诗人是很自负的,认为自己的才气,足可以倾倒生于荆州的屈原、宋玉,在梁孝王门下为客的邹阳、枚乘。但世人多笑我浮夸放诞,我的知音究竟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只有您王判官是我的知音,可惜这样的知音是太少了。
“大盗’’以下急转,由对往事的追忆转入当前的现实。“大盗”者,窃国之盗也,指安禄山。“割鸿沟”言其侵占地方之广,“扫秋叶”言其为害之烈。而被扫一方以“秋叶”喻之,也隐约可以见出诗人对唐军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的不满。
“济代”即济世,唐人避李世民(唐太宗)讳而改。“吾非济代人”是作者的愤激之言,“且隐屏风叠”是作者此时不得不作出的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越是这样的时刻,诗人就越是企盼知音,思念自己的知心朋友,然而尽管夜中长望,仍然是思君不见,这更使诗人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怅惘。但无论如何,诗人决心拂衣而去,立即踏上隐居的道路,永远与自由飞翔的海鸥为友。这一愿望诗人曾经多次表述过,但诗人的初心是“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而这次的表述却是面临着国难当头、自己却不能有所作为的痛苦现实,这对诗人的政治理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本诗的情调便于豪放和旷达之中又带有激愤和伤感。
此词表现征人思妇的离愁别怨。
上片采用铺叙的手法。点明人物、时间、情事,追述征人当年离别的情景。“攀弱柳” 句,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组接成动人的离别画面,蕴含着依依难舍的深情。攀柳、折梅、上高台,这些动作均围绕“汉使离别”这一中心而层层展开。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蕴涵浓浓的离别情意。所以耐人寻味。
换头处描写思妇遥想边塞风物,“千里玉关春雪”。构成一幅富有边塞特征的辽阔苍茫的画卷,寄托着对于远方亲人的急切思念;然而“雁来人不来”,表达出失望寂寥的愁告。结末两句借助富有特征性的羌笛、明月视听意象的刻撕,消染出凄清、悲凉的情感氛围,渗透着征人思妇格外浓烈的悲。王昌龄《从军行》诗歌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无怨之意。那金闺万里愁。”温词与王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品摆脱了温词绮美秫艳的一般风格,而是择用歌咏边塞题材的典型意象,通过短促刚直的句式、质朴简洁的语言。更为深切自然地抒写了征人思妇的愁怨,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