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红蕉岁未犹吐芳,绿叶红花含春光。
凭此春夏鲜艳色,娇柔美好斗寒霜。
世人偏重边远物,流放之人独悲伤。
远眺夕照山林间,落木萧萧无遗芳。
注释
红蕉:即美人蕉,形似芭蕉而矮小,花色红艳。
晚英:秋冬之花,此指红蕉。
穷节:岁末时节。
绿润:指红蕉叶的鲜绿。
朱光:指红蕉花的红艳。
以兹:凭此用此。
正阳色:指红蕉至秋冬仍保持春夏时的颜色。正阳:指农历的四月。
窈窕:美好的样子。
凌:乘,凌驾。
清霜:寒霜。
远物:边远地区的事物,此指红蕉。
旅人:客居在外的人,被流放的人,此诗人自指。
回晖:夕照。
槭槭:拟声词,落叶声。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叙起,以告别结束,从差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
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致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韵,形成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极致。
全诗述情陈事,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注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富。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则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作者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