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章，艺术地再现了周宣王田猎时选择吉日祭祀马祖、野外田猎、满载而归宴饮群臣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写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事先选择良辰吉日祭祀马祖、整治田车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二句在这一章中是将然之辞，一切业已准备就绪，只等在正式打猎时登上大丘陵，追逐群兽。第二章写选择了良马正式出猎。祭祀马祖后的第三天是庚午日，依据占卜这天也是良辰吉日。选择了良马之后，周天子率领公卿来到打猎之地。那里群鹿聚集，虞人沿着漆、沮二水的岸边设围，将鹿群赶向天子守候的地方。第三章写随从驱赶群兽供天子射猎。眺望原野，广袤无垠，水草丰茂，野兽出入，三五成群，或跑或行。随从再次驱赶兽群供天子射猎取乐。第四章写天子射猎得胜返朝宴享群臣。随从将兽群赶到周天子的附近，周天子张弓挟矢，大显身手，一箭射中了一头猪，再一箭射中了一头野牛。表现出英姿勃发、勇武豪健的君主形象，实是对周宣王形象化的颂扬。打猎结束，猎获物很多，天子高高兴兴地用野味宴享群臣，全诗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诗人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另外，全诗大部分章节记叙田猎活动的准备过程以及随从驱赶野兽供天子射猎的情景，间及群兽的各种状态，以作烘托，具体写天子射猎只有四句：“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既叙述了田猎的过程，描写了田猎的场面，透露了轻松的气氛；更突出了天子的形象，增强了天子的威严，使全诗有很强的感染力。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俗话说“邪不压正”，鬼的伎俩在堂堂正正的人面前就无计可施了。鬼是不存在的，但社会上的邪气却是有的，只有发扬正气，邪气才无市场。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只要心里坦荡不怕，就没有什么可以吓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