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全诗以还家为线索，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独特感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亦动亦静的艺术画面。

　　“日落松风起”，开头这一句写景，描写了落日和松风，落日西下，松风渐起，诗人游兴未尽，漫步在回家的山间小道上。一“落”一“起”两个相对应的动词，生动鲜明地勾勒了日落西山、晚风骤起的暮色之景，使读者可以想象夕阳倚山而下的景象和晚风吹拂林叶的声音，意境逼真，神清气爽，瑰丽优美。

　　“还家草露晞”，第二句紧扣上句，“还家”和第一句的“日落”照应，点明了诗人是在回家的路上。正当秋高气爽之日，落日照射，松风吹拂，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早已挥发殆尽了，所以说“草露晞”。诗人踏在这些干松的青草上，感到特别轻细柔软，分外惬意。这也表明诗人已经游览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描绘了诗人意犹未尽、悠然漫步的自在形象。

　　接下来诗人还以“还家”的行踪为线索，进一步描写华子冈上的优美的环境。后两句写云光、山翠。

　　“云光侵履迹”，写余晖下诗人行走的情形。“侵”字不仅把诗人在夕阳下一步步行走的姿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也写出了太阳渐渐下落，余光逐渐消散的过程。读完这句话读者可以联想到余晖逐渐消散，随风摇动的松林在阳光中不断变化的瑰丽景象，这就形象地描写出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山翠拂人衣”，“山翠”本为“山风”，但诗人强调了“翠”字，不是山风吹动人的衣服，而是“山翠”拂人衣服，这就将具体形象转化成了无形的感受。诗人眼里满是山林的青翠颜色，这可爱的颜色仿佛有了生命，不断地轻拂着诗人的衣襟，也撩拨着诗人的心，使诗人感到分外地轻松自在。暗里转换了主宾关系，赋予薄暮明灭的山色以主动性，增强了景物的动感。上句中“云光”紧随着诗人，这句“山翠”追逐着诗人，它们仿佛对诗人眷恋不舍，而这样的描写从反面又衬托出诗人对华子冈美丽景色的喜爱和深深留恋之情。

　　这首五言绝句，精选落日、松风、草露、云光、山翠这些零散的景物，把它们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了一幅声色俱佳、动静相宜的风景画，寥寥二十字，寓诗人独特的感受于寻常的山间景色之中，笔墨疏淡而意蕴超远。语言简洁，韵味丰富，情趣盎然。

　　由于贺知章这次是以道士的身份告老还乡的，而李白此时也正尊崇道学，因此诗中都围绕着“逸兴多”三字，以送出家人的口气来写的。镜湖是绍兴地方的风景名胜，以湖水清澄而闻名于世。李白想象友人这次回乡，一定会对镜湖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儿终日泛舟遨游的。为了突出贺知章的性格，诗中不再以宾客或贺监的官衔称呼他，而干脆称他为“狂客”，因贺知章晚年曾自号“四明狂客”。“宾客”到底沾上些官气，与道士的气息不相投合，而“狂客”二字一用，不仅除了官气，表现了友人的性格，而且与全诗的基调非常吻合。

　　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记载的兰亭盛会就发生在贺知章的故乡山阴。而贺知章本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这就使诗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据《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记载，王羲之很喜欢白鹅，山阴地方有个道士知道后，就请他书写道教经典之一的《黄庭经》，并愿意以自己所养的一群白鹅来作为报酬。由此诗人说，此次贺知章回乡，恐怕也会有道士上门求书。当年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换白鹅的事情，那又要在山阴发生了。所以，末二句表面上是叙述王羲之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此故事来写贺知章，盛赞贺知章书法的高超绝妙。

　　这首诗基本是李白信手拈来之作，但他一下就抓住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绍兴的镜湖，另一个便是王羲之当年写字换鹅的故事。全诗实际上所写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但它们却都恰能表现出友人故乡即山阴的地方特色，同时也都能显示出贺知章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才华所在。李白当时并未去过山阴，因此诗中所谓的“镜湖”、“山阴道士”之类，实际上还都是赠别友人时的一种想象之词。由此可见诗人炉火纯青的诗艺。

　　此词以男子的口吻，写一女子弹筝的情景，并在其中渗入爱情与离愁。

　　上片描写从前女子在与情郎相聚时弹筝的情景。起首一句好似一个特写镜头，先画出这位女子的娇柱美态。此时她仿佛坐在筝前，旁边站着一位英俊少年。在弹筝之前，她娇羞怯怯，理了理头发。“整翠鬟”三字把她内心深处一股难名状的激动感情恰当地反映出来。下面“得意频相顾”一句，是写这女子弹筝弹到高潮，她的感情已和筝声溶为一片，忘记了方才的羞怯，不时地回眸一顾，看看身旁的少年。这是用白描的手法表现演奏者与欣赏者的感情交流。

　　“雁柱”二句具体地描写筝声。唐宋时筝有十三弦，每弦用一柱支撑，斜列如雁行，故称“雁柱”“一一春莺语”，系以莺语拟筝声。白居易《琵琶行》云：“间关莺语花底滑。”韦庄《菩萨蛮》云：“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似为此句所本。前一句以“雁行”比筝柱，这一句以“莺语”状筝声，无论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美感。而“十三”、“一一”两组数字，又使人觉得女子的十指在一一按动筝弦，轻拢慢捻，很有节奏。随着十指的滑动，弦上发出悦耳的曲调。在这里，词人着一“语”字，又进一步拟人化，好像这弦上发出的声音在倾诉女子的心曲。

　　下片写此时两情隔绝，凄苦难禁。“娇云”二句，语本宋玉《高唐赋》，暗示他们在弹筝之后曾有一段幽会。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分离了。着以“柱易”二字，说明他们的分离是那样的轻易、那样的迅速，其中充满了懊恼与怅恨，也充满了怜惜与怀念之情。“梦断知何处”，表明他们的欢会象阳台一梦；然而鸳魂缥缈，旧梦依稀，一觉醒来，仍被冷冷清清的氛围所笼罩。

　　结尾二句，写男子深院独处，黄昏时刻，谛听着窗外的雨声。阵阵急雨，敲打芭蕉，这是男子在回忆中产生的错觉，也是他迫促烦躁心情的写照，同时又表现了孤栖时刻幽寂凄清的况味。雨声即为筝声，这样的筝声，最易触动愁绪。

　　这首词巧妙地运用了哀乐对比。上片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明快的节奏；下片则情深调苦，表现了孤单寂寞的悲哀。以乐景反跌哀情，故哀情更为动人。词中正面描写弹筝的女子，而以英俊少年作侧面的陪衬；上片中写这男子隐约在场，下片中则写女子在回忆中出现，虚实相间，错综叙写，词中的感情就不会变得单调。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如以“雁行”比筝柱，以“莺语”拟筝声，以“娇云”状远去的弹筝女子，以雨打芭蕉喻筝中的哀音，或明比，或暗喻，都增加了词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