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译文
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分封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分封制。实行分封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分封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分封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分封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分封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分封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分封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分封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分封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当时各地藩镇极力鼓吹要恢复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目的是为自己的割据制造舆论。和这种政治局面相适应，分封制的论调又开始抬头。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后，写下了这篇议论文。
《文建论》得中心论题是： 历文建制”得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历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得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文制是历史发展得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得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文制得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文制得谬论，打击了藩镇们得气焰，具有强烈得现实性和鲜明得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得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历文建制”得存废，自然要从历文建制”得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历天地者无初乎”至历故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得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文制国家得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得结者；否定与历生人之意”相对立得历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得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得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历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历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历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得历势”，并不是指者观规律或者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得愿望而造成得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得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历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历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文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得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历或者又日”与历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历文建而延”得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历文爵犹建”，结者是历不闻延祚”；唐代历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历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历殷、周圣王” 历不革其制”便历固不当复议”得谬论当然，秦得历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得历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得。
历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得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得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得关系。即依照天下得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得人居上位，不贤得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者关系，作者先谈结者历理安”，后谈原因历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得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文制得时候，世袭得文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者关系，前有因历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文略”，后有者历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文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文制而导致这样得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历这不是圣人得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得。”
综合上述， 历用人唯贤”无疑是《文建论》得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得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得必然成者之一。历事在人为”，看来历人”是最为重要得。作者所参加得历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得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得王叔文集团得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得结者。《文建论》写于历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得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文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文制得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文制得劣以及郡县制得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得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得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文建论》破天荒提出：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者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文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文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历私”，历史得发展不以圣人得意志为转移，圣人有历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得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文建论》开笔： 历天地者无初乎？” 历生人者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历有”与历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得是天、地、生民这样得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得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历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历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得好处时，秦历有叛人而无叛吏”，汉历有叛国而无叛郡”，唐历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这首小令，作者截取了青年男女恋爱生活中的一个断面进行描写，拟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她的内心忧虑，极富情趣。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这个女子对她的恋人爱得非常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告诉他。可是那个男子却动不动就提出分手。但女主人公把爱情看得十分纯洁，容不得半点沙子。“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听了恋人一句难定真假的话，便吓成这样样子，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的认真态度，体现了她的天真与纯洁。
这支小令感情淳朴，人物情态生动，心理描写细致逼真，读来快人耳目。
这首诗首联点明地点，说眼前江水与碧海相通，暗示宋之悌的贬所；颔联点题，写人在千里之外，而情义却在眼前杯酒之中；颈联上句点出了送别时晴朗的天气，下句写晚风中的猿啸声；尾联表现对友人的深挚感情。前三联写得豪逸洒脱，最后却已悲怆沉郁作结。全诗大开大合，跳跃跌宕，情调悲切，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宋之悌以垂暮之年远谪交趾的同情。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是说，眼前清澄的江水，遥遥地与碧海相通。若空，极言楚水之澄澈。李白另有“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玉壶美酒清若空”（《前有一樽酒行》），亦是此意。宋之悌的贬所靠近海域，故下句暗示其将往之处。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此点题，又由对方将往之处回到眼前分别之处。千里之别原是悲哀的，此处不言“悲”而言“兴”，并用“一杯”与“千里”相对，既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派，又含有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两句与初唐庾抱“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别蔡参军》）、盛唐高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送李侍御赴安西》），语略同而味各异，庾抱句沉，高适句厚，而李白句逸，即所谓貌似而神异也。不可以蹈袭论，亦不可以优劣评，盖诗人运思或偶然相似而终不能不乖异也。人在千里之外，而情义却在这浅浅的一杯酒中，酒少，但情义丝毫不轻，下肚的不仅是酒，还有对友人浓浓的友情。李白的诗句将这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堪称味外有味，颇耐咀嚼。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上句点出了送别时的天气。天气晴朗，但是作者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美景却衬出了作者内心的悲凉，这样更能感动读者。下句写江猿的啸声。江猿的啼声本来就是很悲凉的，在作者与友人离别的时刻，听见这声音，更是断人肠。作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完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对友人的不舍。首、颔两联，先由近及远，复由远及近，均大开大阖。颈联则写眼前景，由“晴日”到“晚风”，用景象变换暗示时间推移，也是大开大阖。依依惜别之情不言而喻。此即所谓言在意外。上句写乐景，与颔联“兴”字相呼应。下句写哀景，以引发尾联的抒情。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真情爆发，陡起陡落，给读者留下极大的遐想余地。诗人如此动情，可能是出于对宋之悌以垂暮之年远谪交趾的同情。颈联中“鸟吟”与“猿啸”，似已含有宋氏仕途显达而老境悲凉的隐喻。诗人虽然年纪尚轻，毕竟也经历了一些人生坎坷，宋氏的遭遇或许引起他自己的壮志难酬之感慨。
此诗艺术构思上有个重要特点就是跳跃性很大，从前三联的上下句之间的转折都能明显看出。而从诗歌的感情色调上看，前三联飘洒有势，基调豪迈；尾联顿折，其情悲怆，其调沉结。正是这种跳跃式的跌宕，使此诗具有测之无端、玩之无尽之妙。
首联从梅蕊初绽到梅花盛开，从腊前到年后，写了时序变化，让作者似乎看到了春姗姗来迟的脚步；写了梅花的开放过程，又好似体现了诗人天天看花，关注盼望的心情。从梅花次第之中表现的是诗人盼春惜春之情。
颔联承首联写春意浓，然再好的春光春色也无法排遣“客愁”。这是见江梅而有感所写的诗，形容梅、描写春不是诗人的目的，借以抒情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客愁”二字，是这首诗的诗眼。越是深知春意盎然，越是对客愁无可奈何。以美景写哀情，倍增其哀。这里利用情与景的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颈联又稍一停顿，不顺势抒情而写景。梅花满树与雪同一颜色，春风拂煦，春江微波正与岸边梅花相漾发。江中波映江边梅，岸上梅逐水中波。江水岸花一派融融乐乐的春景。何义门说：“破题二句，已非‘江梅’不可。”（引自《瀛奎律髓汇评》）未免过早，“江梅”之意至此才补足。
在此大好春光之中却不能尽情享受，其中原因在尾联道出。尾联将“客愁”之意重申。春水春花，春光春色，虽然赏心悦目，但“都非故园春色，是以对巫岫而添愁耳。”（仇兆鳌《杜诗详注》）杜甫出川早有计划，刚刚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就有过返乡路线的草图：“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滞留夔州实属不得已。夔州是杜甫居川的最后一站，出三峡就可北上回故园了。越是要回故乡越是思念故乡；越是不能返故乡也越发思念故乡。“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秋思是故乡，春思也是故乡。故乡情也是爱国情，因为是动荡的时局，血腥的战争逼得他背井离乡漂泊西南。带来希望与生机的春天又来了，可是却不能见到可爱的故乡。面对巫山峰峦，更觉其高峻险恶，也更觉故乡山水可爱可亲。
这首诗一、三联相连，以景为主，二、四联相连，以情为主，既有江梅的婀娜美丽，也有作者凄凉落寞之情，很有法度。纪昀说此诗不出色，未免过苛。
这首词是作者的一首绝笔词。词的开头两句就描绘了一组对立的形象：诸将侃侃而谈，议论立功封侯，而自己却悄然独立，和着笛声，作楼长歌。对比何等鲜明，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
封建社会中，封侯显贵历来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但作者眼中，这一切都只是梦幻一场，所以他此时只一边冷眼旁观，沉醉音乐之中。这一组对比用反差强烈的色调进行描绘，互为反衬，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此词借助笛声与歌声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悠长深远的意境中，超然之情蕴含于这不言之中，自有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吹笛作楼”用唐赵嘏《长安秋望》诗中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作楼”，正切此词写重九登高远望之意。
“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一切的是非得失、升沉荣辱，都淹没时光流逝的波涛中。“休休”，算了吧，还有什么可说呢！即使是像宋武帝刘裕彭城戏马台欢宴重阳的盛会，也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一去不复返了。用“戏马台”之典正切重阳宴集之题，而“金络头”，用鲍照《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既切戏马台之马，又照应开头说封侯的“诸将”。词人受佛老思想的浸润，人生观中有着消极虚无的一面，随着政治上的连遭打击，这种思想时有流露。这里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感情，但更为含蓄深婉。
下片遂转而为开朗达观。词人举杯劝酒：“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一作“酒似今秋胜去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是开怀痛饮，莫辜负这大好秋光和杯中酿。以功名之虚无，对美酒之可爱，本于晋人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见《世说新语·仕诞》）。古人咏重九，常由美酒而兼及黄花，作者沿用此法，却又翻出新意。他运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词人老兴勃发，插花于头，而花却笑他偌大年纪还要簪花自娱。其造语则是脱胎于苏轼的两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相反觉得秋光和美酒都与去年不殊，表现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这首词“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意境格调都体现出诗的特点。不借助景物渲染，而直抒胸臆，风格豪放中有峭健。
这首七律题为《竹轩诗兴》，写竹轩景物，自然清丽。从所写的景致中，可以看出作者本身的志趣。作者虽然出身于勋业很高的富贵之家，但心志清隽，爱好闲雅，摆脱了富贵子弟庸俗的习气。修竹本以它的高洁和潇洒，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激赏。
开头两句：“柴门风卷却吹开，狭径初成竹旋栽。”写竹轩面对柴门，清风卷来，柴门被自然地吹开了。轩的前面，是刚刚开辟不久的小径，径边栽上了许多篁竹，环境是非常优雅的。
第三四两句：“梢影细从茶碗入，叶声轻逐篆烟来。”写竹梢的清影，和竹叶被风吹动的响声。妙在结合轩中的清事来写，显得自然而洒脱，足以引起诗人的诗兴。当轩静坐，竹梢的影子，都好像通过茗碗细细地落在轩中似的。篆烟飞起了，竹叶的音响，宛如随着篆烟轻轻地飘来。在静观当中，确实是体会得非常细致。
第五六两句：“暑天倦卧星穿过，冬昼闲吟雪压摧。”仍然是写竹轩清趣，但和前两句意境显然不同。前两句写的是平时，这两句却写的是暑天的夜晚和冬天下雪的白昼。前两句以写竹为主，以轩中的品茗、焚香为辅。这两句以轩内倦卧看星，和冬天对雪闲吟为主，而以“星穿过”和“雪压摧”相应地写竹，达到水乳交融、情景俱妙的程度。从诗句中作者告诉人们：暑天，这里宜于乘凉倦卧，可以看到星从修竹的上面穿过；冬天，坐在这吟诗，可以看到素雪压在竹枝的清景。这样倦卧也好，闲吟也好，竹轩都可以供以诗情、诗兴，而此情此景，都非在其他的处所所能领略到的。作者为诗，不求工而自工，从这几句诗中，也就可以使人心领而神会了。
结尾两句：“预想此时应更好，莫移墙下一株梅。”作者因此时尚在夏季，所以第六句所写的情事，只是虚写，是预想如此。作者设想到了冬季，这儿的清景，一定格外宜人。冬天是梅花的季节，梅花的寒香冷蕊，配上修竹的疏枝翠叶。纵使不是雪天，也便梅竹同淸，使竹轩更有幽致。若是下雪的话，那么雪地咽梅花，静听竹林里敲金戞玉的声音，此境岂不更加清绝。所以作者在诗中叮嘱自己说：“莫移墙下一株梅，”梅花将为竹轩带来更多的诗兴啊！到那时节，是“日暮倚修竹”，还是欣赏月下的梅花，那就听自己的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