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写了二十多首“落梅风（寿阳曲）”重头小令，内容都是言情，都写得情韵绕梁。这支小令是其中之一。
这支曲子写一个独守空房的年轻女子的哀诉，放在诗歌中，便可加上“闺怨”的标题。散曲与杂剧不同，往往不需要“自报家门”，便可从曲文的情调和构思中来判断出主人公的身份与处境，这也是这首小令饶有兴味的一个方面。
“月堕霜飞，隔窗疏瘦，微见横枝”（宋杨补之《柳梢青·梅》）、“寻常一样窗间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宋杜耒《寒夜》），都说明了梅月映窗特有的动人效果。此曲的起首三句，不动声色，也描绘了月明人静时的这样一幅优美的画面。然而，小令的女主人公却别有怀抱，窗前的梅影不仅未使她愉悦，反而使她感到一种遭受嘲弄的意味。曲末的两句，就造成了这样的转折。
“梅花笑人休弄影，月沉时一般孤另”，是绝妙的构思。它承接了前文的“玉梅斜映”，利用梅花“弄影”、含笑的芳姿，而挑现出女主人公在长夜中“孤另”的事实。本来人自人，梅自梅，梅花即使不存在媚人的本心，至少也无“笑人”的用意，而作者却故意将两者牵惹在一起，且以此作为女子的愤言，则女主人公的孤零、悲愁，就发扬到了极点。更妙的是女子还对梅花的弄影作了进一层的推断，想到了“月沉时”，那时梅花花影随之隐没，自怜不暇，也就无法再“笑人”了。梅花“孤另”与否，其实与月色毫不相干，作者故作文心，以“痴语”的表现手段，便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子独守空闺的深怨。全曲五句，“人”、“花”、“月”各重复出现两次，却因作者构思的婉曲，令人不仅无累赘之感，反觉愈转愈妙。小令以五分之三的句子写景作为铺垫，而于末两句力为逆折，拈出题旨，且使前时的月窗梅影由清美转为清凄，举重若轻，可谓扛鼎之笔。以梅喻人、衬人固是诗歌常法，而小令于喻于衬更为曲折奇巧，语淡韵远，确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这首七绝是秋夜即景咏怀诗，诗人通过咏不甘凋零的梧桐来寄托自己倔傲的心志。首二句写庭院无人，月色光明，夜霜将降，空气清冷，不但点明了时令，渲染了氛围的沉寂凄清，而且烘托出诗人“夜坐”时孤寂的心境。后两句笔锋振起，赞美庭院中不甘凋败衰谢的梧桐，其中一个“真”字充满了诗人无限钦佩之情。结句具体地描绘出梧桐秋残之叶迎风抖擞的姿态。小诗寄寓了诗人不甘寂寞、积极人世、老而弥坚的自强精神，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意味，是一首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好诗。此诗用词浅显平易却寓意深切。
“庭户无人秋月明”，紧扣诗题“夜坐”二字，交代了环境。诗人在夜深人静之时，难以成眠，独坐月下，把自己融进了静谧而优美的自然之中。“秋月明”三字，乍看似陶渊明“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明澈淡远之境，可是韵味迥然不同。“庭户无人”四字，将月色衬托得孤冷寒冽，使秋景变得萧瑟清寒。
“夜霜欲落气先清”，使人惊叹诗人对大自然观察、描绘的细腻与准确。清秋之夜，霜雾并不是骤然降临，它常常是随着月转星移而逐渐显现，所以诗人用了一个“欲”字。气清才显月明，月明益见气清，两者互为因果。此句与上句所构成的境界，使月与人离得更近了。明月近人，才更能逗引诗人心驰神往。
“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两句是写这时，诗人独坐室内，静听秋声，不免神驰千里，情骛八极。他从稀稀落落的桐叶声中，听出了刚强的抗争精神、强烈的生命力，从而心灵受到震动，被带进了对人生哲理深邃而渺远的思考之中。当霜风凄紧之时，几叶寒桐迎风抖动，铮铮有声，多么扣入心弦。“尚”字紧扣上句而来，表明这数片寒叶在寒风中仍不甘心凋零，同时还暗示诗人内心的倔强之态。《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人此时闻声兴感，情怀发于不自觉，正是思与境谐的天然妙合。
严羽《沧浪诗话》在讲到诗的好处时曾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 ，《李杜诗纬》也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张耒的这首诗就有意境深远的妙处。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王沂孙在咏物词上有较为独到之感觉。《扫花游·秋声》是从欧阳修《秋声赋》中转换而来。周颐《蕙风词话》中首评论其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 这首词有很新颖之处，无论在咏物赋情，还是在布局构思上。在词中表达了一种倦旅思归、欲归不能、老病缠身的难言之痛、亡国之恨和身世之悲。
欧阳修在《秋声赋》云“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发端三句即由此化来。“商飙乍发，渐淅淅初闻，萧萧还住。”写秋风乍起，秋声随作的声势。古代用五音和方位配春夏秋冬四时，商声主西方属秋，秋风故云商飙。概括了欧阳修洋洋洒洒几十字所作的描写。“乍发、渐、初闻、还住”一系列动作，将秋声散在的听觉形象写得起伏宛然、张弛有致，将秋风秋声写得姿态卓立、声势宛然。“顿惊倦旅”，写词人闻秋声感羁旅之苦，词人的境遇较为凄惨。“顿惊”与“乍发”呼应，将秋声与情怀拍合一处。笔势转折。秋声是人惊起时所闻，倦旅之怀是闻秋声所发。咏秋声意在于其情，故意境顿深。“惊”字承前之秋声，熔铸行旅之梦被打断的缘起与惊醒后的神态；启后之倦旅，它又是对秋声触目惊心的心态。“背青灯吊影”，写词人身受漂泊不定、孤寂不堪的羁旅之苦，和一种凄凉的心境：形单影只，独影孤灯，本已情伤。灯影的幽冷摇曳动荡不定，秋声相和。使人倦旅之心顿生，只好借赋咏，抒发心中愁绪。
下面由心情又转写秋声。“断续无凭”这里则写有意追寻秋声。“试立荒庭听取。”一句以“听取”的方式追寻时断时续终于悄然无息的秋声，通过客舍到荒庭的转换，为从听觉转至视觉作了巧妙而又自然的过渡。以下秋声已住，无处追寻，仿佛秋声留下的足迹。“无凭”是感觉，“但有”是视觉，树叶落后更觉峥嵘。在秋声中徒增冷寂和凋零。此段写法独到，即见无处寻声，却有迹可见的水尽云生，在凝重质实中见出清刚流转。
上片秋声是所闻、所感、所见。“迢递归梦阻”是上片“顿惊倦旅”的进一步铺陈。“归梦”为秋声所断，在“倦旅”中，思乡之情段段。“归梦阻”之“阻”，一表归梦为秋声所断，二表时间渺渺，空间遥遥，梦醒后也有家难归。有家不能归，是为不幸，归梦都难成，又何幸焉。客居的孤寂中闻秋声且见落叶飘零之形色，愈益感发他老病交加的凄楚，比之倦旅之情，悲苦过之矣。“阻”所隐含的秋声惊梦，“老耳难禁”暗示的凄楚秋声，均处处遥遥切合题旨，含蓄而曲折，想象较为丰裕自如。
既然归期遥遥，就只有异乡的秋夜遥想故乡，自我慰藉，词人在秋声中展开对故乡的想象：孤雁唳鸣，寒蛩哀吟，雨打芭蕉，透露出凄惶孤寂的意味。比之异乡所闻秋声，愁苦交织，令人肠断心碎。思乡或归家能解脱愁怀，岂料客居愁，归家更愁。“避无处”，这愁又是与秋声相感发的，秋声无处不在，此愁也无有已时，这是秋声所感发的愁怀的第三层曲折。将秋声与愁怀推至悲苦不堪的极致，笔致极为拙重含蓄。“这闲愁，夜深尤苦”，愁而曰“闲”，是以轻淡之笔写郁结之情。绾合种种愁思一处，在夜深人静、无可诉说的背景之中，显得格外“尤苦”。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