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在送别杨绘的诸多词作中，此篇最大的特点是以直抒胸臆为主。只有首尾两句是个例外。首句从当前聚会的场景落笔，说友人阳春白雪一般的清妙的词作在座席中间就一挥而就了。虽然由于杨氏作品的失传，今天已无法欣赏他的原作，但从苏轼的赞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作品的格调高雅以及其人的才思敏捷。这一笔精要的叙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友人的才华，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接着词人便直抒对友人的爱赏之情：“爱君才器两俱全。”唐人刘肃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大唐新语·知微》）固然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却也说明了才识两全的不可多得。而在词人心目中，友人杨绘却是这种才识两全的人才。这除了出于倾慕友人的才华之外，当然也与在党争中志同道合分不开的（见《宋史》杨绘本传）。“异乡”句则意在暗点节令“重九”，“异乡”杭州，说明它与故乡蜀地的节令风光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流露出认他乡为故乡的亲切感，怅惘与慰藉兼而有之。
下片进而抒写离愁别绪。词人满怀优伤地写道：可恨彼此相聚能有几多时光，这一次分手之后，不知到哪一年才能重逢。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对相逢短暂、后会难期的怅恨。这两句是词人向友人直接吐露衷肠，有语浅情深之妙。末句“茱萸子细更重看”，暗用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的诗意，以对带有节令特征的茱萸“重看”这一细节表达了依恋的情慷，并将“明年此会知谁健”这一层意思寄之于言外，暗含着别后对友人怀念的深情。所以此篇尽管在作者的别情词中略嫌平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表达了词人深挚的友情。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